1986年10月2日夜里，韩先楚突然口吐鲜血，最后一次病危。主任医生王梦薇立即赶来抢救，沉着地采取应急措施，年届古稀的赵东海教授也赶了过来。 当韩先楚又一次昏迷，两位医生一直守护在床边，直到第二天凌晨韩先楚溘然长逝。王主任累晕过去，等她醒来时愧疚地说，多么好的司令员啊，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救他。韩先楚得的是肝癌，华佗再世也束手无策。 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病榻上的韩先楚，此刻却显得格外平静。就在几天前，医生提议再做一次手术，他轻轻摆了摆手：“七十多岁的人了，别给国家添负担。”他特意请来了熟悉的理发师王春莲，花白的头发被一丝不苟地修剪整齐，仿佛即将出征的将军在整理仪容。 窗外，庆祝国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而病床上的他，只对家人留下了两句嘱托：不要插胃管，不要进八宝山——“送我回红安，我要和军长吴焕先在一起，和牺牲的战友们葬在一块儿。” 两年前，医生拿着肝癌晚期的诊断书，沉痛地告知“最多还有半年”。将军听完，脸上只是掠过一丝淡然的笑意：“枪林弹雨里死过多少回了，有啥好怕的？”这不是故作轻松。 战争年代，子弹曾擦着他的头顶飞过，削掉一块头骨，军医事后都后怕：“再高一丁点，神仙也难救！”更传奇的是长征路上，一颗哧哧冒烟的手榴弹，鬼使神差地从他衣服破洞钻进裤腰，竟然哑了火！这种九死一生的经历，锻造了他钢铁般的神经。 打仗时他信奉“只有先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当上师长、军长照样带头冲锋。打海南岛时，身为兵团副司令的他差点被炮弹击中，是被警卫员死死抱住硬塞进船舱才躲过一劫。 这份在战场上淬炼出的、近乎“不要命”的顽强，成了他与病魔抗争最有力的武器，硬是将半年的“最后通牒”延长到了两年。 为什么他如此执着地要回到红安？1981年那次回乡探访，或许藏着答案。车子刚驶进吴家嘴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拨开人群，颤声呼喊：“祖宝！”，这个阔别了七十年的乳名，瞬间击中了将军的心。 儿时的伙伴陈尊友挤上前，捶着他的肩膀半开玩笑半埋怨：“当了三十多年大官，咋还让我穿着草鞋受穷？”韩先楚嘴唇翕动，眼眶泛红，那一夜辗转难眠。 红安，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十四万烈士的鲜血浸透了这里的黄土，走出了六十一位开国将军。六十年代饥荒肆虐，得知乡亲们啃树皮度日，他倾尽所有寄回了全家攒下的两百公斤粮票。 寒冬腊月，他调拨五万件军大衣给乡亲御寒，费用无处报销，他拄着拐杖斩钉截铁：“从我工资里扣！扣完我的扣我儿子的！”秘书回忆，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还常常念叨：“记得买些树苗回去，家乡的山，不能秃了啊……” 10月3日清晨，昏迷中的将军忽然清醒过来。他吃力地抬起手指，指向病房的衣柜。儿子立刻明白，捧出那套洗得发白却熨烫得笔挺的旧军装。 家人含着泪，一粒一粒为他系好纽扣，端端正正戴上军帽。他示意护士搀扶自己到镜前。镜中的人形容枯槁，脸色灰败，但那领章却依旧鲜红夺目。 他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站在定边城头，意气风发的模样。七点四十分，心电监护仪发出一声长长的悲鸣。 家人整理遗物时，抽屉里只有几本泛黄的笔记本、用皮筋捆扎整齐的几百元零钱，还有半袋早已失效的六十年代粮票，这就是一位开国上将的全部积蓄。 最令人动容的细节发生在临终前。当时他身上插着三根输液管，却用尽力气拨通了老战友余秋里的电话，声音微弱却清晰：“我的秘书姚科贵，跟了我二十年……别让他闲着。”追悼会上，跟了将军半辈子的姚科贵站在第一排，腰杆挺得笔直，强忍着泪水。 在许多人眼里，将军有时“不近人情”：大雨天，他会把自己的雨衣让给站岗的哨兵，自己冻得直哆嗦；警卫员心疼他胃不好，偷偷藏点饼干，他会“吼”起来：“仗是我一个人打的吗？！”非逼着大家分着吃。他总念叨：“当官的饿几顿有人管，小战士淋雨生病，谁看得见？” 他拒绝了八宝山的哀荣，最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红安。细雨霏霏中，故乡的乡亲们赤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里，迎接他们的“祖宝”回家。 松柏环绕的陵园里，他长眠在少年时照顾他的“秀姐”身旁，紧挨着长征路上为他挡下子弹牺牲的吴焕先军长。三十八年过去，海南岛战役的硝烟依然在历史课本中弥漫，而这位传奇的将军，终于枕着故乡温厚的黄土，获得了永恒的安息。 “生在红安，死也要回。”——韩先楚，1986 本文事实核查综合自《解放军报》专题报道及《韩先楚将军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