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采访毛主席，问了一个让众人为难的问题，“主席先生，新中国建立后，您取消了之前与我们西方国家签订的一切条约，这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啊？” 这不是段子，这是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一幕。195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一位来自英国《泰晤士报》的资深记者。对方话锋直指核心：“主席先生，新中国为何单方面废除了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全部条约？这是否违背了国际法精神？” 这个问题，不仅尖锐，而且在当时的国际舆论场上几乎无人敢公开回应。它触及的，不是某一份协议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个国际秩序正当性的根基问题。 面对这一“难题”，毛泽东并没有回避。他的回应简洁有力：“你们当年拿着大炮、军舰、租界和鸦片逼我们签的条约，今天我们不承认，这正是讲道理。” 一句话，把西方所谓“契约神圣”的逻辑反手变成了殖民侵略的铁证。说白了，这场看似法理交锋的背后，其实是两个世界观、两种秩序、两套正义标准的较量。 西方强调“条约不可违”，但从清朝1842年签下《南京条约》开始，到1949年前，中国与列强签署的487份条约中，有超过三分之二是在军舰威胁与战败胁迫下达成的。 换句话说，那不是条约，是战利品。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系统性地向世界宣告：“不平等的条约，没有法律效力。”这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次深刻的法理革命。 早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2条正式确立“条约若因武力胁迫达成则无效”这一原则前20年，中国就已经率先在实践中确立了这一国际法理念。 1950年2月，周恩来主持成立“条约清理小组”，调阅并审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签署的所有外交文书。在对487份条约完成逐项分类后，按照“主权丧失程度”将其分为三批废止。 首批即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天津条约》等核心不平等文本，随即向各国驻华使馆通报，宣布废约生效。 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一个判断标准：“看这份条约是不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被出卖的基础上。” 这不是对抗国际法，而是推动国际法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这场废约行动并未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抵制，反而在亚非拉世界引发强烈共鸣。 1955年万隆会议上，印尼、印度、缅甸、埃及、加纳等国的代表纷纷引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例，作为自身摆脱殖民束缚的法理依据。 就连《纽约时报》在1956年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政府对旧条约的否定，正在成为第三世界国家集体行动的法理支点。” 换句话说，中国用废除条约的行动，为去殖民化浪潮提供了理论武器。而毛泽东在面对西方记者时的那句反问：“你们讲的道理，是对你们有利的道理。 我们讲的道理，是对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道理。”不仅是政治修辞，更是对19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结构的系统性反击。 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历史上不过是“强者制定规则、弱者被迫签约”的遮羞布。 从“文明标准论”到“条约体系合法化”。 殖民主义者通过规则包装统治，塑造了一个只服务于权力结构的“伪正义体系”。而新中国破除了这一虚伪体系，不是靠大炮，而是靠法理、靠政治意志、靠人民意志。 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法革命”。今天再回头看，不难发现，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仅是对历史的清算，更是对未来国际秩序的预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正是在废约运动之后正式提出，并被写入中国与世界各国签署的双边与多边协议中。 与过去“弱国签订屈辱条约”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协议更强调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平等磋商。这种制度安排，本质上是对“毛式废约精神”的现代延续。 而当今世界，那些仍在打着“规则”旗号对别国实施制裁、干涉、审判的西方大国，依然在用19世纪的帝国逻辑维系自身利益。 2023年，美国对中国实施的“长臂管辖”制裁项目高达398项，涵盖芯片、能源、金融、航运等多个领域，实质上是新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在变种形态下的回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应重读毛泽东当年对西方记者的那场“答问”。他不是在回应一个记者的问题，而是在为整个第三世界争取未来的发言权。 他不是在拒绝一纸条约，而是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国际正义”。他不是“不讲道理”，他是在提醒世界：如果道理是用炮舰制定的，那就不配被称作“规则”。 今天，我们仍在与旧秩序的残影博弈。但与1949年不同的是，我们不再孤身一人。毛泽东当年那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仅是一国宣言，更是一种历史立场。 而这立场，从未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