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少将投诚，对军管会代表低语：我1924年就入党了 【1949年5月28日，上海虹口税务署临时办公楼】“顾先生，我1924年就入党了。”汪维恒压低嗓音，只说了这十个字。顾准怔住，两秒后猛地抓住他的手臂，眼里全是难以置信。屋外的黄包车铃声此起彼伏，谁也没料到，这位刚刚递交“投诚书”的国民党少将，竟是中共潜伏二十五年的老党员。 消息传到潘汉年那里时，钟表指向晚上九点半。潘轻轻敲了敲烟袋，低声感叹：“难怪军管会几乎拿到一份完整的国民党后勤账册，原来在他。”一句话，说出了汪维恒在上海解放前夜的分量——不仅仅是“马前卒”，更像一枚关键的齿轮，没有他，许多工作未必能如此顺畅。 可如果时间倒转到1924年，那年夏天，杭州府前街的西湖书店二楼，汪维恒还是穿着旧布长衫的年轻教员。张秋人递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时，只说了一句：“要救国，先得救人心。”汪维恒点了点头，答道：“那我就跟你们干。”谁能想到，这个朴素的决定，日后让他在国民党军需系统深藏二十余年。 1927年“四一二”之后，白色恐怖扑面而来。诸暨暴动计划泄露，县委让他撤离。凭着在北京军需军官学校结交的几位同窗，他顺利进入南京军政部后勤处。自此潜伏生涯开始，一等就是十多年。那十多年，他像不存在一样。组织失联，他不敢贸然接头；家书寄不出去，只能烂在抽屉角。日记里常有一句反复出现——“静等曙色”。 有意思的是，汪维恒不仅“等”，还主动铺路。1938年前后，胡宗南急需经理人才，他提议办军需短训班。表面是替胡宗南解决燃眉之急，骨子里是为日后接管部队布点。第一期三百六十名学员，被他劈成十八个阅读小组，全用廉洁、勤政、民族气节之类范例做教材。胡宗南还夸他“带兵有方”，而上海地下党得到的却是学员名单、籍贯、去向，甚至家属联系方式——情报价值不言而喻。 1942年春，蒋介石密谋收缩战线，准备动手陕甘宁。汪维恒连夜赶到重庆，敲开周恩来办公室。足足两个钟头，他把胡宗南师团序列、兵站库存、补给路线说得一清二楚。半个月后，胡宗南的“西北闪击计划”突然搁浅。史书上多笔带过此事，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那份情报来自“西北经理署”。 然而在国民党高层，他并不讨喜。理由很简单：太清廉。抗战胜利后，不少将领忙着捞钱，他却动辄查账封库。一次查扣劣质军鞋，竟惹怒蒋纬国。蒋介石要办他，何应钦出面调停，事情不了了之。得罪权贵的代价，是仕途止步副署长。汪维恒不以为意，反倒轻松：“位置再高，反而不好做事。” 1948年底，徐蚌会战失利，南京气氛沉重。陈诚电召汪维恒：“去台湾，第十补给区缺人。”明眼人都看懂，这条船迟早沉，但汪维恒还是去了。原因并不复杂，台湾的仓储、码头、兵站组织，是国民党退守的生命线，也必将成为解放军登陆作战必须掌握的情报。他清楚自己或许再也回不来，可情报价值巨大。 登陆基隆那天，秋雨打湿码头。汪维恒在日式花园洋房住了不到十天就搬走，挑了一处僻静小院。小院后门通向一条废弃排水沟，夜里能悄悄离开，走至郊外电台。若说最烦恼的事，是如何瞒住儿女。小孩不懂政治，却爱串门，他干脆把家人和自己隔开：周末“探望父亲”须提前报备，理由是“军中封闭管理”，既防泄露，又防尾随。 1949年春，华东局通过香港交通站传来密信：立即撤离，返回上海。单凭他一个少将回大陆并不稀奇，可“全身而退”并不容易。恰巧此时台湾供应局宣告解散，陈诚住院养病，汪维恒以老母病危为由请求回乡。陈诚劝阻无果，“既然要走，也得自己担风险。”一句话，放他离台。临行前夜，他交给副官一张纸条：仓储分布、油料储备、兵工厂产能，写得详尽。副官不识内情，还夸长官“心细”。 上海解放五天前，他抵达淞沪补给区。表面是“救急”，暗地里暂停拨款、封存账册、防止金银外逃。那段日子，他像拧紧的发条，每天只睡三小时。老上司陈良本想筑工事硬扛，被他一句“勿做败局殉葬人”劝退。交接仪式那天，军管会人员惊讶地发现，税务、地政、银行账本完好无缺，连钢印都在。顾准不由得感慨：“从未见过这么自觉的‘投诚’。” 投诚之后的汪维恒，职务并不算高：税务局、地政局、房地产管理局，三口锅全是“钱”和“地”。可不管锅有多大，他始终用同一把尺子——公事公办。组织给的洋房，他摇头；180平米公寓，再摇头；最后选了88平米，七口人凑合。有人说他钻牛角尖，他淡淡一句：“我住得下就行。” 1971年1月30日凌晨，汪维恒在同济医院病房里安静离世，身边只有一本破旧的法文词典和早年抄写的《共产党宣言》手稿。按照家属回忆，弥留时他只留下两句话：“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组织。”没有颂歌，也没有回顾。其实，他那句低语足够当作墓志铭——“我1924年就入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