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周总理请卓别林吃饭，酒过三巡后，卓别林：烤鸭我能打包吗？ “1954年7月18日晚上八点整，我能把这只北京烤鸭打包带回去吗？”卓别林压低嗓音，半开玩笑地向周恩来发问。对方笑着举杯：“何止打包，再送你一只。”轻松的玩笑，为这一场横跨半个地球的会面，添了几分温度。 倒带回到五周前。6月中旬，带着“国际和平奖金”荣誉的卓别林在瑞士小镇韦威避静，他的来客包括几名中国记者。闲聊中，他提到二十年前造访上海的片段：茶馆的评弹、石库门的巷弄，还有街头孩童模仿他那一摇一摆的“鸭子步”。一句“真想看看新中国的电影”，被在场记者迅速记录，并通过外交渠道传到正赴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 日内瓦会议从4月26日开幕，围绕朝鲜和印度支那局势僵持不下。周恩来白天在会议桌前与各方周旋，夜间审阅文件，行程极紧。可听说卓别林想看中国影片，他马上批示交际处：安排专场放映，时间由卓别林定。理由很简洁：“文化是无声的外交。” 6月18日晚，瑞士洛桑一家小电影院熄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放映机的嗡鸣声中展开。为方便艺术家观影，代表团特意配了英法双语同声传译。银幕上梁山伯魂断书院，祝英台投坟化蝶，年过花甲的卓别林摘下眼镜，手背轻抹眼角。散场灯亮，他第一句是技术层面的建议：“临终镜头，如果给一个特写会更震撼。”专业习惯使然，但他又补了一句，“古典而含蓄的表达，很动人。” 电影看的尽兴，话题自然延伸。茅台酒、越剧、京剧、木偶戏，全在他的清单。最冒昧的一项请求，是“能否和周总理单独见面？”外交官王倬如把这个“额外要求”带回花山别墅。周恩来听完豪爽一笑：“人家主动示好，这才是机会。” 进入七月，日内瓦谈判趋于尾声，休会间隙才挤出一顿正式晚宴的时间。7月18日傍晚七点，卓别林和夫人乌娜乘一辆深蓝色轿车抵达别墅。门口，周恩来提前五分钟站定迎候。“四十年前就在银幕上见过您。”他先伸手。卓别林略显局促，回一句：“今天终于和我的银幕观众见面了。” 上菜顺序按照川、淮扬、粤、京四路口味搭配。开席前，周恩来先行介绍茅台：“这是贵州赤水河畔的产物，蒸、煮、发酵要轮回七次。”卓别林凑近闻香，仰头小口试饮，眼睛瞬间亮了：“这才是男子气概的酒。”一句话逗得满座宾客轻笑，气氛立刻热络起来。 第三巡下肚，烤鸭登场。金黄的鸭皮闪着油光，香味直钻鼻腔。可卓别林皱了皱眉，轻声说不吃鸭肉。周恩来疑惑追问，才知道他童年靠模仿鸭子步走红，视鸭子为“启蒙恩师”，从不下筷。周恩来听罢示意撤菜，卓别林却又改口：“今晚例外，这不是伦敦的鸭子。”一句幽默把周恩来逗笑：“那我替北京鸭子感谢你。” 酒到微醺，卓别林索性起身，还原经典“鸭子步”。木地板不及片场光滑，他踉跄几下，稳住重心后滑稽前行。周恩来放下筷子，带头鼓掌。不到两分钟，艺术家的敬意表达完毕，他重新落座，继续和总理谈电影工业、艺术规范、演员培训。席间，周恩来提议：“来中国看看，我们的片场、剧院和学校都欢迎你。”卓别林举杯回应：“一定成行。” 十点过后，卓别林忽然想起远在家中的孩子，“他们没来真可惜，要是能尝到这只鸭子就好了。”一句“可惜”被翻译复述。周恩来招呼服务员：“再做一只，切片、打包，加两瓶茅台。”卓别林急忙站起，伸手与周恩来相握，半天才憋出一句中文：“谢谢，总理！” 送别前合影，周恩来用蓝色墨水在照片背面写下：“卓别林先生惠存，周恩来，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八日。”拍完，卓别林把自己的《城市之光》和《大独裁者》拷贝递给周恩来，外加一句玩笑：“如果它们还能在北京放映，那就更好了。” 宴会长达七小时。代表团成员后来回忆，周恩来回房已近凌晨三点，但仍精神奕奕，点评卓别林的为人与作品：“真性情，真艺术。”第二天上午，他就向中央电报报告此次会见，“文化交流成果显著，可继续深化”。 对卓别林而言，这次晚宴像一针强心剂。1952年他被美国麦卡锡主义驱逐，美国市场和资金骤断，避居欧洲的他正陷艺术低潮。周恩来那一句“欢迎到中国看看”，让他重新找到舞台感。次年巴黎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卓别林专程飞到现场观看中国艺术团演出，散场他站在后台通道口，连说三个“Bravo”。此后直到1977年逝世，他始终关注中国电影，收到北京寄出的拷贝便第一时间观看并复函评点。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初，中国驻瑞士使馆曾收到卓别林寄来的全家福，配信写着：“孩子们喝到了茅台，赞不绝口。烤鸭也好吃，不过他们更想见见给我们送鸭子的那位中国朋友。”这封信现存外交部档案馆，用普通蓝色信纸，墨迹尚新。 翻查史料，1954年那顿饭并未改变世界格局，却让文化在冷战的裂缝中找到一条温和通道。周恩来多走一步，把艺术家当朋友；卓别林也多走一步，把政治领袖当平等观众。正是这种“多走一步”，让后来者拥有了更多对话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