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病逝后,苏雪林公开撰文怒斥鲁迅:心理病态,人格矛盾 “报上那篇《论鲁迅人格》的檄文,你看了吗?”——1936年10月24日傍晚,上海虹口一间印刷铺里,两名排字工压低嗓音嘀咕。外头灵车的号角声才刚刚散尽,新的文字战火已在纸版上点燃。 鲁迅辞世仅五天,吊唁簇拥的浪潮仍在延伸。宋庆龄、何香凝送来的挽联还挂在万国殡仪馆门口,周海婴却已被母亲匆匆带回住所,避免冲撞人群。就在同一天,《大风》月刊提前付印,苏雪林署名的四千字长文被置于显眼版面,题目直指“鲁迅为党国之大患”。读者翻到那页,无不倒吸冷气:才女出手,没有半分哀悯。 苏雪林并非始终与鲁迅势不两立。1919年五四新潮初起,她在东京师范读书,通过《新潮》杂志第一次接触《狂人日记》,在日记本上写下“鲁迅先生文气如匕首”。几年后回国办学,她把自己印成的小册子寄给鲁迅,信封工整注着“学生雪林敬呈”。若故事止步于此,两人的关系大概率留在礼貌与仰慕。 真正的转折埋在1928年那场闷热的午宴。北新书局老板为了促销量,邀作者聚餐。林语堂、郁达夫都起身寒暄,唯有鲁迅微微颔首,右手仍握着茶杯。仅一瞬的疏冷,却令苏雪林的手停在空中。回到旅舍,她越想越不对味——自己常在《现代评论》发文,而鲁迅屡次讥讽那本刊物,“或许他把我归在同一阵营?”这句自我设想的疑问,逐渐酝酿成硝烟。 第二年,北平女师大学潮爆发。杨荫榆硬要开除组织学生的骨干,鲁迅连发檄文声援青年,矛头直指这位“反动女校长”。苏雪林的立场却在杨荫榆一侧,她相信校规高于一切。立场对立,加深嫌隙。两人在报章上隔空交火:鲁迅的语句刀光剑影,苏雪林的笔法亦丝毫不让,文人笔战就这样一步步升级。 1935年起,鲁迅肺病恶化,频繁咳血,他坚持写作,甚至不肯接受住院。美国医生的诊断——“若是欧洲人,五年前就已不治”——成为坊间谈资。鲁迅笑称:“那我算多赚五年。”此后,他再未让医师踏进门槛。到了1936年深秋,上海湿冷的空气和工作积劳一起压垮了他的肺叶。10月19日凌晨五点,强心针也救不回那颗倦极的心脏。从此中国现代文学失去了一支犀利之笔。 吊唁者蜂拥。三天内,约万余人到灵堂拜别,挽联堆满庭院。看似无可挑剔的社会共识,却在第四天被苏雪林打破。她写给蔡元培的一封“私信”变成公共文本,《大风》月刊将其标题加粗,火药味十足——“心理病态,人格矛盾”。文章开宗明义,把鲁迅归为“煽动青年、破坏文化”的首恶。之所以奉劝蔡元培别为纪念会背书,是因为“纪念会即是奉毒为药”。措辞辛辣,逻辑决绝。 有意思的是,文章一出,北平、天津、武汉的报纸纷纷转载。原本同情苏雪林的人,也被这股火力震住了。留下挽联的陶行知批评道:“死人未寒,骂名可畏。”连与鲁迅长期对立的胡适都在私人信中提醒苏雪林:“批评可以,刻薄伤人则不智。”然而苏雪林并未收手,她把胡适的信件公开,同期刊出自辩文字,反称“我只杀戮偶像”。 社会舆论转向明显。短短一周,各地文学青年写来的批驳文章重达五斤,苏雪林竟兴致勃勃地剪贴、称重,自嘲“纸冢薄葬鲁迅”。这种偏执,外界越来越难理解。到了四十年代末,她避居台湾,课堂上提及鲁迅仍情绪激动,甚至把备课纲要改写成《论“鲁迅毒素”》。学生在底下面面相觑,学术研讨几乎沦为情绪宣泄。 冷静分析,苏雪林的“反鲁”并非全由私人恩怨,更是时代立场的投射。她崇信“纯文学”与“学院自治”,害怕政治介入文字;鲁迅则主张“文字须有战斗锋芒”,以笔为枪,直面社会黑暗。两条道路,天然冲突。倘若没有宴会的尴尬和女师大风波,两人未必走到撕裂,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妥协空间本就稀少。 过程固然激烈,结局却颇具讽刺意味。鲁迅身后声誉日隆,“反鲁”标签反而把苏雪林自己锁定在狭小的学术暗室,多年研究也难以跳出情绪化的批驳。台湾解严后,青年学者重新整理她的文稿,发现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还是早期谈西洋诗学的论文。至于那几本针对鲁迅的著作,被评价为“历史情绪材料”,而非文学批评典范。 试想一下,如果1936年那封信仅作为私人观点,未被公开,苏雪林或许依旧是新月派才女,而不是“反鲁斗士”。遗憾的是,她选择了最具爆炸性的方式表达立场,让后世更多记住了骂战,而非才情。 鲁迅辞世八十余年,他的全集再版一刷又一刷,图书馆借阅率从未掉队;苏雪林的“反鲁”文字却少有人问津,逐渐成了图书馆角落的灰色封皮。历史并非简单的胜负表格,却会在时间的长轴上筛选出更持久的价值。苏雪林当年的满腔愤懑,被翻阅得越少,就显得越刺目。或者说,它提醒后人:立场可以尖锐,笔锋可以锋利,但若脱离事实与理性,终究只能留下一阵短促的噪音。 今天重读这段往事,仍能感到纸面的余温。十月的上海街头,吊唁的脚步刚刚散去,排字工又在铅字间传递新的风声——文学之争就此写下悬念,也留下了一份复杂而沉重的注脚。
1936年鲁迅病逝后,苏雪林公开撰文怒斥鲁迅:心理病态,人格矛盾 “报上那篇《论
神秘符文启灵
2025-08-20 0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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