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刘亚楼公然和中央唱反调，毛主席无奈让步：我管不了了 “1961年7月傍晚，’主席，我不能同意！’刘亚楼在勤政殿门口的声音又哑又硬。”——一场气氛紧绷的谈话，就此拉开序幕。 那天的中南海有点闷热。毛主席翻着简报，抬头看见刘亚楼满脸倔强，随口一句：“空军的俄语翻译该退就退，省下口粮。”刘亚楼立刻顶了回来：“翻译是空军的脊梁，少一个都不行。”房间安静了三秒，谁也没想到，空军司令会当面顶撞最高统帅。
争执的导火索，其实埋在一年多前。1960年夏，苏联政府宣布撤回专家，防务领域最受冲击。对其他军兵种来说，俄语翻译似乎一夜之间成了“闲人”，可在刘亚楼眼里，他们是接通世界航空科技的电缆，一刀剪掉，线路就全黑。他做过飞行员、学过航空工程，最清楚技术文献里一个假借词能让飞机多抖一次。 1949年冬，刘亚楼首次出任空军司令，回京第一件事不是调飞机，而是筹办翻译室。当时空军翻译仅三十多人，被分散在情报处和作战处。刘亚楼拍桌子：“不够，远远不够。”他派人北上哈尔滨、远赴乌鲁木齐，连夜在大学里挑人，三个月把队伍扩充到四百名，随后拉到北京搞集中培训。会议记录显示，他专门规定一条：外文译稿必须“既准又顺”，硬译生拼要重来。有人问这算不算吹毛求疵，他答得爽快：“飞行手册多一个介词，飞行员可能少一条命。”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把翻译关在房间里“啃纸”。1951年，他抽调六十名译员赴苏联工程学院深造，另一百五十名直接送进新建的航校，跟飞行学员一起摸机体、拆发动机。那批译员回国后写了三十余万字教材，《米格—15保养手册》成了蓝皮书系列的第一本。
时间来到1961年，国内经济困难加剧，中央压减非战斗编制。文件摆到空军党委，白纸黑字：所有俄语翻译原则上就地改行或转业。刘亚楼看完，脸色当即拉下：“不批准。”秘书劝他缓一缓，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拍：“文件可以再写，队伍散了就收不回来。”随后他亲自打电话给北京航空学院：“给我腾两间教室，我要办二外培训班，让俄语翻译再学英语。” 这才有了那晚的针锋相对。毛主席不无担忧：“苏联专家都走了，你留这么多人做什么？”刘亚楼说，“飞机照飞、雷达照用，资料还得有人译。再说，外语转换掌握得快，将来我们要靠自己搞研究。”毛主席沉默良久，最后摆手：“算了，空军归你，我管不了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被值班秘书悄悄记进了日记。 得到默许后，刘亚楼干脆把“翻译后勤化”写进空军年度计划。空军教导队里出现十二个专业翻译组，外文秘书组则专攻军语统一。对一枚螺钉，他们要弄清楚是“螺帽”还是“帽螺”；对一个战术术语，他们要查三份外文条令反复对照。短短三年，总计译出一千二百万字资料，足足装满两面书柜。今天在军事档案馆还能见到那批蓝皮书，纸页泛黄却仍清晰。
与此同时，空军条令的编写工程悄悄启动。中央交给他一句话：“写出自己的条令。”刘亚楼把它理解得很绝：“不抄、不搬、对比后超越。”为此他让翻译组把苏、英、美、法等八国空军条令逐条分类，贴成墙报。曾有干部嫌麻烦，他回一句：“条令是飞行员的‘圣经’，一句含糊要人命。”也是在那堆墙报之前，他立下“条令编完，抬到我墓前”的誓言。 1964年秋，刘亚楼被确诊肝癌，病房里摆着还未定稿的《空军战斗条令》。副参谋长姚克祐探视，他用微弱声音嘱咐：“秘书长，条令一出，别忘了送我。”那年10月，条令定稿印刷，工作人员依照遗嘱把样书随灵柩送往八宝山。据说告别仪式上，数百名翻译员自发佩戴蓝袖章，默哀两分钟。 很多年以后，空军内部凡提到翻译体系，仍绕不开刘亚楼。有人认为他“家长制”，他生前曾笑道：“你连飞机型号都搞不清，还想跟我谈民主？把事做对，嗓门大点也无妨。”不得不说，这句带着兵气的话，把他的性格勾勒得十分准确。
站在今天的数据看，1949至1964年，空军共出版蓝皮书三百零六册，百分之六十出自他主导的翻译室；而那支翻译队伍的骨干，此后近二十年陆续成长为主机工程师、电子对抗专家、航空医学研究员——都与他当年“保人、保才”的决定直接相关。 对军事技术有敬畏，对语言精确有执念，这是刘亚楼给后辈留下的最鲜活的注脚。技术与血肉，本就绑在一起。1961年的那场“唱反调”，看似拂逆中央，其实是他守住专业底线的必然选择。被质疑时，他的底气来源于一句朴素的话：“科学不是命令出来的。”很硬，也很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