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宋庆龄受邀北上，向中央提出三件事，因何最后只完成了一件？ “9月21日下午三点，该走了吧？”邓颖超望着钟表轻声问道，宋庆龄扶了扶帽檐，只回了四个字：“时间正好。”就在这一天，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将揭幕，距她收到毛泽东、周恩来亲笔邀请函已过去整整八十天。 1949年6月底，一封加密电报经香港辗转送到上海霞飞路。廖仲恺之女廖梦醒把译好的英文信件摊在宋庆龄面前：中央盼她北上出席筹备中的政协会议，并请她为新中国的诞生站台。宋庆龄沉默良久，先是摇头，后又提笔，列下三条条件：不举行公开欢迎、不在车站排队迎接、抵平后单独探望张治中。写完，她把纸条推回给廖梦醒：“能做到，我就去。”态度清晰，但并不轻松。 其实从1948年秋天起，毛泽东便数次请她“第三次北平之行”，只是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李宗仁劝和的拉拢、以及个人感情上的“北平伤心地”三重因素，让她始终摇摆。她曾坦言：“北平留有先生的眼泪，我不想再触碰。”然而战局突变，上海即将解放，历史的车轮把她卷到新抉择的路口。 5月27日清晨，人民解放军大部队进城，一支排队行军的队伍误把宋公馆当成临时营房。双方僵持之际，宋庆龄亲自下楼，一句“要住，请陈司令先来电”令年轻排长尴尬万分。陈毅得讯后连夜道歉，随后带潘汉年登门赔礼，围墙外立即加岗巡逻。宋庆龄看在眼里，心里却更在意共产党人处理失误的姿态——真诚且迅速。正是这一细节，为她后来北行添上关键砝码。 6月25日，邓颖超抵沪。出于谨慎，她并未立即登门，而是请廖梦醒“先探口风”。第一次试探后，宋庆龄松口：“可以谈，但别催。”邓颖超第二次拜访才拿出毛、周亲函。信中写得恳切，既谈国家大局，也照顾她的健康。宋庆龄想了想，说：“时间、路线、身份，你们定；但我那三条，不能少。”条件仍旧摆在桌面上。 中央对此迅速回应。欢迎仪式能简则简，但总要有规格；车站无人迎接基本不可能，因为民主人士、老友、新闻记者早已盯紧行程；探望张治中，则全力配合。周恩来干脆给上海方面下了“十六字指导”：能尊重就尊重，不能尊重要解释。几天后，一份经再三修改的方案报到中南海——宋庆龄未被告知，她的“三条”已被重新排序为“二尊一缓”。 7月初，宋庆龄身患荨麻疹复发，皮肤红肿奇痒。周恩来得知后，叮嘱铁路局把沿线所有最好的头等卧车腾出来，又安排北平专门医师随行。医师名单都发到上海，却被宋庆龄打回：“不必兴师动众，我自己带药。”一来一回，双方愈发熟络，但她对北平仍存心理障碍。邓颖超察觉这一点，没有继续施压，而是陪她闲谈上海物价、救济院学童、延安轶事。两位女性坐在藤椅上，从黄昏聊到深夜，蝉声和远处船笛穿窗而入，气氛缓缓融化。 8月6日后，宋庆龄终于点头：“二十号前后可动身。”中央即刻敲定行程：由武昌换挂机车直接北平，沿线不停车；车站欢迎队伍缩至五十人以内，以“熟人+儿童献花”为主；抵达后先入住东交民巷一栋小洋楼，邓颖超、李德全协助生活起居。计划周密，可变数仍在。 8月26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香山办公室讨论接站细节。毛泽东拍板：“我去。”朱德附和：“应该去。”周恩来笑道：“主席要是站台不去，传出去倒显生分。”于是，原本被删减到五十人的迎接队伍一下子扩容。当名单送去请宋庆龄确认时，邓颖超犹豫了——一旦让她看到“毛泽东”，恐怕又要生枝节。权衡再三，邓颖超只报了“部分民主人士与旧友”，主席名字暂且隐去。 8月28日下午四时，列车缓缓驶入前门站。宋庆龄从车窗望见站台上人头攒动，心里“咯噔”一下。果然，车门一开，最先伸出的手就是毛泽东。宋庆龄愣了半秒，还是爽朗握手：“一路招待周到，谢谢。”毛泽东笑称：“坐火车哪有招待，说来是我们招待不周。”简短寒暄之后，周恩来扶她下车，朱德、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依次致意。欢迎仪式虽然没有锣鼓，但阵容显然已非“低调”二字所能概括。宋庆龄的第一条、第三条当场落空。 晚宴设在中南海勤政殿。席间，宋庆龄主动提起探望张治中一事。周恩来立即答应：“张老将在和平努力上功不可没，已经为您备好车。”第二天，宋庆龄驱车去张宅，两人促膝而谈近两个小时，话题从宁沪和谈到今后国共关系，最后以“各尽所能”作结。宋庆龄归来告诉邓颖超：“这件事，总算了却心愿。”她所列三条，仅此一件顺利兑现。 随后几日，她马不停蹄参加各种座谈。9月21日，新政协开幕。会前讨论国家正副主席人选时，毛泽东竟提议自己不当主席，举荐宋庆龄。周恩来摆手反对：“人民不会答应。”会场最终全票推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朱德等人任副主席。散会后，宋庆龄半开玩笑：“这回又是一件没按我的意思办。”毛泽东笑着回一句：“可这回不是三选一，是全国人民的选择。” 10月1日，她跟随主席登上天安门。广场中央，孙中山巨幅画像随风微动。宋庆龄微微仰头，眼眶泛红，却没让泪水落下。她明白，若先生在世，也会对这片红旗如海的场景报以会心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