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天下最快乐的人是皇帝，那你就错了。想当个好皇帝，每天得处理如山的政务，想躺平？那也是不现实的。 清朝开国之初，统治者为了皇室血脉传承与江山稳固，精心制定了一套侍寝制度，每一步都透着“不自由”。这套流程的起点，是敬事房太监手中的绿头牌。 敬事房本是管理宫内太监宫女的机构，到了清朝，却额外承担起管理皇帝房事的职责。他们会按照妃嫔的等级与姓氏，制作一尺长、一寸宽的竹牌，牌面上方涂成绿色，便是“绿头牌”。不过，这些牌子并非直接送到皇帝面前，必须先送到皇后宫中过目。只有皇后点头同意并加盖凤印，对应的妃嫔才有资格进入侍寝候选名单，这一步便将皇帝的选择权先框定了范围。 待皇帝用完晚膳，总管太监才会捧着盛有绿头牌的银盘上前。若皇帝当日疲惫，只需说一句“去”，便结束了选妃环节。别以为帝王能夜夜笙歌，清朝皇帝以勤政闻名，多数时候天未亮就要起身处理政务，每日工作时长超十小时，到了夜晚早已精力不济，哪有多余力气沉迷声色？ 若是皇帝有兴致，便会将选中的绿头牌翻面，这便是“翻牌子”。消息立刻会传到“驼妃太监”耳中，他们会赶往被选中妃嫔的住处，督促其洗漱沐浴。待一切准备就绪，妃嫔会被脱光衣服，用红色锦被层层裹住，像“卷春饼”般被驼到皇帝寝宫。到了第二道门，妃嫔需换上绵绸披风，再由太监送到龙床前。 更显束缚的是，按照《清代野记》记载，皇帝需先躺在床上，被子不盖到脚部，妃嫔要赤身从皇帝脚边逆爬进被窝。此时，总管太监与驼妃太监并不会远离，而是守在门外计时。清宫规定，妃嫔侍寝时间仅有半小时，时间一到，太监便会在门外高喊“时间到了”。即便皇帝意犹未尽，太监也会再喊两次，若皇帝仍不结束，太监便会持“祖宗令箭”直接闯入，将妃嫔从皇帝脚后拖出，裹好送回住处。 侍寝结束并非终点，敬事房太监还会追问皇帝“留不留”。若皇帝点头，太监便详细记录妃嫔的月信、侍寝时间，以备日后查证身孕；若皇帝不愿留种，太监就会对妃嫔采取特殊手段，按压其后股穴道，让“龙精”流出。这样一套流程下来，侍寝成了纯粹的传宗接代任务，没有温情，只剩冰冷的规矩。 在这套严苛的侍寝制度里，皇后是唯一的例外。清朝皇后大多出身名门望族，背后有着强大的家族势力支撑。顺治帝的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亲王之女，背后是整个蒙古草原的力量；康熙帝的第一任皇后赫舍里氏，是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家族与皇室紧密相连。这样的背景，让皇后在后宫中拥有绝对权威，也享有诸多特权。 从待遇来看，皇后的年俸高达1000两白银，还不算绫罗绸缎、金银首饰等赏赐；贵妃年俸600两，妃300两，嫔100两，最低阶的答应仅30两。悬殊的薪资差距，让皇后在物质上远超其他妃嫔，也奠定了其在后宫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皇后无需遵守妃嫔的侍寝规矩。其他妃嫔是“侍寝”，皇后则是“伴寝”，一字之差，待遇天壤之别。皇后无需被太监“驼送”，无需被裹成“春卷”，更没有半小时的时间限制。按照《清实录》记载，每月初一、十五是皇后伴寝的法定日子，无论皇帝多忙，都必须前往皇后宫中同住。皇帝只需亲自驾临，便能享受正常的夫妻相处时光，敬事房太监只需记录下帝后同住的年月日时，以备日后查证身孕即可。 《清稗类钞》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856年，咸丰帝一连几日宠幸兰贵人（即后来的慈禧太后），甚至缺席早朝。皇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得知后，手捧祖宗家训，直接前往储秀宫。咸丰帝本在熟睡，听闻宫人通报后怒火中烧，可看到皇后手持祖训跪在宫门外，瞬间没了脾气，连忙认错并起身去上朝。之后，皇后还对兰贵人施以家法，罚跪并杖责，咸丰帝即便心疼，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不敢插手。 除了情感上的疏离，勤政也让皇帝难以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清朝皇帝是历史上公认的勤政群体，雍正帝更是其中的代表。他全年仅在生日、元旦、冬至这三天休息，其余时间均在处理政务。按规定皇帝需晚上八点就寝，可雍正帝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深夜，睡眠时间仅4小时。他修改密折制度，允许三品以上官员直接上奏，最多时达1200多人，他批阅奏折极为认真，有错别字都会一一订正，一天至少写10000字，13年下来竟写了近1000万字。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根本无暇顾及后宫生活，即便对敦肃皇贵妃年氏极为宠爱，也只是在年氏在世的11年里，未与其他女人生育，年氏去世后十年，也仅与谦嫔生过一个儿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看似彰显了皇帝的至高权力，可在清朝，皇帝却成了被祖制与责任困住的“囚徒”。想做贤君，就要埋首于如山的政务中；想追求自由，要么像雍正帝般克制，要么像同治帝般付出生命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