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纯如没有经历过那场残忍的战争，也出生在美国，但是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孩，接受的是完全西方的教育，她为什么要回头，去挖一段快被世界遗忘的，而且是极其痛苦的往事？这事儿放到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身边有太多华裔后代，他们或许会说中文，会用筷子，但那段沉重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就像爷爷奶奶辈的“老故事”，遥远、模糊，甚至没什么关系。 但张纯如不一样。她的“根”，扎得特别深，深到穿透了时间和空间，直接连上了1937年的南京。 这一切，都源于她从小听到的故事。不是童话故事，而是她父母口中、祖辈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在美国无忧无虑长大的小女孩，听到的睡前故事，是关于一座城市如何被人间炼狱吞噬的。这种反差感，就是一颗种子。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颗种子可能就埋在土里，一辈子也不会发芽。但对张纯如，它发芽了，长成了一棵必须去探寻真相的执念之树。 她真正开始行动，是在1994年。那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记者和作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那种黑白的、无声的冲击力，瞬间点燃了她心里那颗种子。她发现了一个让她震惊的事实：在西方世界，几乎没人知道这件事。就连很多历史书里，对这场至少30万同胞遇难的惨案，要么只字不提，要么就一笔带过。 这意味着一段记忆，一段属于一个民族的巨大伤痛，正在被系统性地“静音”。遗忘，有时候比屠杀本身更残忍。 因为屠杀结束了生命，而遗忘，则是在抹去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张纯如决定，她要做那个打破沉默的人。她辞掉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这本书的写作中。她不是在写一篇报道，她是在用自己的后半生做一场豪赌。她去了南京，在纪念馆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去采访那些幸存者。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回忆80年前的那个冬天时，依然会浑身发抖，泣不成声。 她听到的故事，每一个都像一把刀子。有位幸存的老人告诉她，当时日军让一家人选择，是留儿子还是留女儿，最后父母被迫做出了选择。这种撕裂人性的瞬间，张纯如全部记录了下来。她不仅仅是在记录，她是在共情，在感受那种绝望。她后来说，“历史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为了让西方的读者能够相信，她必须找到铁证。她像一个侦探，满世界寻找资料。最关键的突破，是她找到了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的日记。这个被称为“南京好人”的德国人，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南京建立安全区，保护了20多万中国人。他的日记，以一个第三方的视角，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暴行。这份日记当时被锁在美国一个档案馆里，无人问津。是张纯如，把它挖了出来，公之于众。 1997年，《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美国出版，立刻引起了巨大轰动。这本书连续几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它就像一颗炸弹，在美国主流社会炸开了。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二战的认知，大多停留在欧洲战场和珍珠港。张纯如用她那支冷静又充满力量的笔，硬生生地把世界的目光，拉到了东方。 这本书的成功，代价是巨大的。在写作过程中，她每天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材料，照片、证词、数据……这些东西像潮水一样涌向她，让她夜夜噩梦。她采访的幸存者，他们的痛苦也传递给了她。她就像一个背负着30万亡魂的行者，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沉重。 前不久，日本方面又有一些右翼政客在公开场合否认历史，说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一条假消息、一个歪曲的短视频，传播速度快得惊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翻阅厚重的史料，他们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些被精心包装过的谎言。 这时候，张纯如的书，就成了一座灯塔，一座事实的堡垒。因为它里面引用的每一条史料，都清清楚楚地标注了来源。她用的，是西方最严谨的学术方法，去讲述一个东方的惨痛故事。 你可以不同意她的观点，但你无法否认她摆出的事实。 2004年，张纯如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她的离去，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巨大损失。但她留下的火种，并没有熄灭。 2025年，我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纪念，不是举办一场盛大的活动，不是喊几句响亮的口号。真正的纪念，是像张纯如那样，去直面历史的细节，去守护记忆的真实。 张纯如的母亲说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中国”这个地理名词，而在于“根”这个字。这个根，是文化的根，是历史的根，更是人性中最朴素的是非观和正义感的根。无论你身在何处，说着何种语言，只要这个根还在，你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