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一天，20岁的张爱玲正在房间里洗澡，母亲黄逸樊突然推门闯了进来。她来到张爱玲的身边，仔细地检查着张爱玲的身体。看到母亲这样做，张爱玲大怒道：“我是处女，你给我出去……” 这事儿得从张爱玲拿到第一笔巨额稿费说起。张爱玲像个得了宝贝的孩子，捧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信封里是一沓皱巴巴的港币，一块的、五块的，乱七八糟凑了八百块。这是她港大的历史老师佛朗士给她的稿费。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笔，挣来的一大笔钱。 她当时有多激动呢？第一时间就想拿去给母亲看，就像我们小时候考了满分，第一个想分享的总是爸妈。她以为，母亲会为她骄傲，至少会觉得女儿长大了，有出息了。 可她把钱摊在桌上时，黄逸梵的脸瞬间就冻住了。她劈头盖脸地问钱是哪来的，听完解释后，眼神里全是怀疑和鄙夷，冷冰冰地说：“怎么能拿别人的钱？要还给他。” 张爱玲急得满头大汗，翻来覆去地解释这是稿费，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但黄逸梵就是不信。在她那个新潮又现实的世界观里，一个二十岁的女学生，靠写几个字就能挣到八百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她的思维立刻就拐到了一个最不堪的方向：女儿是不是和那个男老师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这钱，是不是“卖身”得来的？ 这个念头一旦种下，就疯长成了参天大树。于是，就有了浴室里那场堪称惊悚的“验身”。 这件事发生后，张爱玲的心，算是彻底凉透了。她穿好衣服，一句话没说，把那八百块钱往客厅桌上一扔，摔门就走了。她当时可能还存着一丝幻想，觉得母亲就算不信她，好歹也会把这笔钱给她存起来，交学费也好，留学用也罢，总归是女儿的血汗钱。 可生活有时候比戏剧还讽刺。三天后，她去找母亲，正好碰上母亲的朋友来串门。一个阿姨拉着她闲聊，嘴快地说了句：“你妈妈昨天打牌手气真背，一晚上输了八百块，不多不少，就八百！” 八百块。 这个数字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了张爱玲心上。她站在门外，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之前所有的委屈、羞辱，在这一刻，都化成了一种麻木的绝望。她后来在《小团圆》里写，感觉就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做的决定，但就是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自此之后，她对母亲，只剩下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冷漠。不是恨，也不是怨，就是那种“这个人从此与我无关”的疏离。 但你要说这对母女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吗？也不是。时间倒退两年，张爱玲还是个会拼了命奔向母亲怀抱的小女孩。 那年冬天，她刚从父亲张志沂的囚禁中逃出来。她那个抽大烟的爹，对她进行了一次堪称残暴的毒打，最后甚至抄起花瓶要往她头上砸。之后她被关在小屋里，生了重病，差点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了。她抓住一个机会，像只惊恐的小兽，逃了出来，穿过上海冬夜的寒风，投奔了已经离婚的母亲黄逸梵。 那时候的母亲，在张爱玲眼里是女神。她时髦、漂亮、会说外语，浑身都散发着自由和新潮的气息。张爱玲崇拜她，依赖她，觉得只要能跟母亲在一起，做什么都愿意。 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真正住在一起，问题全暴露了。黄逸梵是个有洁癖、生活极度西化的独立女性。她看不惯张爱玲生活上的笨拙和邋遢。而张爱玲，从小在旧式家庭长大，有保姆伺候，生活自理能力几乎为零。 黄逸梵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她教张爱玲跳交际舞，教她走路要抬头挺胸，但张爱玲总是学不会，笨手笨脚。母亲让她自己削苹果，十八岁的张爱玲拿着刀，却不知如何下手。在黄逸梵看来，女儿简直是个废物，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 失望一天天累积，耐心一点点耗尽。母女间的温情，很快就被挑剔和争吵取代。黄逸梵的失望，最终变成了一句最伤人的话。有一次气急了，她对着张爱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两年的同居生活，已经让她们的感情充满了裂痕。而那八百块港币，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张爱玲来说，那八百块的意义太重了。它不只是钱，更是她在这个让她自卑的世界里，第一次找到的价值证明，是她的“生存证”。她终于可以挺起胸膛对母亲说：你看，我虽然不会跳舞，不会交际，但我能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 然而，母亲用最羞辱的方式，亲手碾碎了她的这份骄傲。 后来张爱玲远走美国，嫁给了赖雅。母亲在英国病危，写信求她见最后一面，她只是寄去了一百美金，冷漠得像个路人。直到母亲去世，留下了一箱价值不菲的古董遗物，指明要留给张爱玲。这些古董，在她后来最艰难的日子里，成了她的救命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