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军惨无人道的畜生行径让人不寒而栗，日本兵用“楠竹分尸”的方法处死中国人，日本兵却连看都不敢看，竟撒腿就跑了。 在1940年的江西。一个叫服部弥一的日本兵，和他的一帮“战友”，抓了个咱们的俘虏。怎么处置呢？他们觉得平时那种打一枪、砍一刀的死法，看腻了，没“乐子”了。 杀人在他们眼里，成了寻乐子。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新花样”。把两根碗口粗的楠竹，硬生生掰弯，用绳子固定在地上，形成巨大的弹力。然后，把那个俘虏的两条腿，分别死死地绑在两根竹子的顶端。 一切就绪后，两个日本兵举起屠刀，同时砍断了固定楠竹的绳子。 “嗖”的一声，两根楠竹带着千钧之力猛然弹回空中。就在那短短的一刹那，一声毛骨悚然的撕裂声响起。那个活生生的人，在离地十几米的高空中，被硬生生撕成了两半。 鲜血和内脏，随着竹子的晃动，像下雨一样洒落。 这是何等惨烈的地狱景象？笔墨根本形容不出来。但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群亲手制造了这场酷刑的日本兵，那群前一秒还在追求“新鲜恐怖感”的禽兽，在看到自己“杰作”的瞬间，不约而同地扭头就跑，没有一个敢回头再看一眼。 为什么跑？ 是良心发现了吗？当然不是。那是一种被自己创造的、超出认知极限的恐怖给反噬了。他们点燃了地狱之火，却被地狱的景象吓破了胆。这大概是人性中最讽刺、最可怖的一幕了。他们有施虐的“勇气”，却没有直面自己罪行的胆量。 可能觉得这已经是残忍的极限了。不，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2025年的前不久，日本某些政客在某些场合，含糊其辞地谈论历史，试图用“遗憾”两个字，来粉饰那些血债。每当这时，我就觉得有必要把这些被他们刻意遗忘的细节，一遍遍拿出来晒在太阳底下。 因为他们不敢看的，我们必须敢看。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他们不光用楠竹，还用军犬。华北方面军的军犬饲养所，一个叫加藤的队长，曾把50多个俘虏赶进一个院子，然后放出了600多条饿疯了的军犬。那不是战斗，那是一场单方面的撕咬和吞噬。人就那样，被活活地撕碎了。事后，这个加藤还下令，把受害者的肉煮了，强迫士兵吃下去，以此来磨灭他们最后一点人性。 他们还用“医学”的名义。一个叫藤本的士兵回忆，他的部队抓了一个被诬陷为“八路密探”的同胞，交给军医处置。那个军医，把人按在地上，用注射器反复往血管里注水，再抽出来，再注进去……直到那个人口吐鲜血，活活被折磨死。整个过程，那个军医脸上没有丝毫波澜，就像在处理一个实验品。 这些不是孤例，而是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普遍罪行。 1945年，仅仅在新化一地，日军就屠杀了1609名手无寸铁的百姓。在洋溪，他们甚至架起大锅，活活烹煮我们的同胞，然后分食。一个叫邹寿宜的老人，就是这样被煮死的。当地百姓后来把收敛的尸骨合葬，那个地方，至今还叫“万人堆”。 在湖南祁东的白地市，32个为了生计去挑盐的普通老百姓，被日军抓住。他们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割头、剖腹、挖眼、掏心……最后把尸体全部丢进一个石灰窑。其中一个叫曾庆海的，因为喉咙没被完全割断，压在尸体最上面，才侥幸活了下来，成了那场地狱屠杀的唯一见证者。 在宁乡文德宫，日军甚至搞起了杀人比赛。他们把抓来的村民排成一列，比谁的刺刀捅得快，捅得“漂亮”。生命的尊严，在他们眼里，连一场游戏的赌注都不如。 每一个字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都是一段撕心裂肺的哀嚎。 那些执行命令的日本兵，在来中国之前，可能也是某个女人的丈夫，某个孩子的父亲。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连自己都恐惧的恶魔？是军国主义的洗脑，是“天皇圣战”的幌子，是自上而下对中国人的系统性非人化。在他们的宣传里，中国人不是人，是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 所以他们才想得出“楠竹分尸”，才搞得出“杀人比赛”，才做得出“烹煮活人”。 他们试图通过最极端的残忍，来摧毁我们的抵抗意志。他们以为，只要制造出足够大的恐惧，中国人就会下跪。但他们想错了。就像服部弥一和他的同伙一样，他们高估了自己的残暴，也低估了人性的韧性。 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没有让我们屈服，反而激发了我们血战到底的决心。 直到今天，当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篡改教科书，还在参拜那些战犯的牌位，还在试图将侵略“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些连他们自己士兵都吓得屁滚尿流的史实，一遍又一遍地讲给我们的后代听。 记住这些，不是为了活在仇恨里，而是为了保持清醒。清醒地认识到，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先辈用难以想象的牺牲换来的。清醒地认识到，对历史的遗忘，就是对未来的背叛。 那群在“楠竹分尸”现场撒腿就跑的日本兵，他们跑掉的背影，就是对那场战争最真实的注脚：那是一场连魔鬼都无法直视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