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副师长赵连玉从越南战场返回祖国的途中，不幸被狙杀，搜查后，竟发现这个狙击手是一位“当地农民”。 赵连玉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一个贫寒家庭，童年为地主放牛，后被抓作劳工。1945年，未满16岁的他选择参军，先后经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因作战勇敢逐步晋升。 此后他进入南京高级步校和北京军事科学院深造，成为解放军中少数兼具丰富实战经验和系统军事理论的高级指挥官。 1979年2月，他以126师副师长身份参战，指挥部队攻克高平、凉山等要地，军事能力备受认可。 战争进行至3月5日，中国宣布撤军，赵连玉部奉命回撤。3月8日左右，部队行进至距祖国仅数公里的越南下琅县班瑙地区。 为规划最后一段行军路线，赵连玉与团营干部登上高地，持望远镜观察地形。突然一声枪响，赵连玉颈部中弹，子弹击中主动脉，当场牺牲，年仅49岁。 事发后部队迅速展开搜捕，最终抓获一名老年越南男子阮成雄。调查表明，他并非普通农民，而是经历过抗法、抗美战争的退伍军人，曾为越军中的“王牌狙击手”，精通伪装与冷枪战术。 尽管已回归农耕生活，但战争摧毁其家园，故选择潜伏袭击我军人员。他注意到赵连玉使用望远镜指挥，判断其为高级军官，遂果断开枪。 这一事件揭示了“全民皆兵”战术下的战争特殊性。越南在长期战争中形成高度军事化的社会结构，大量平民接受军事训练并配发武器，使得军队与百姓界限模糊。 阮成雄这类具备深厚军事背景的“农民”，实战经验甚至超过一般士兵，能在关键时刻实施精准打击。 赵连玉的牺牲也反映出指挥官在战场上面临的不可预测风险。望远镜、天线等指挥用具易暴露身份，成为狙击手重点目标。 战争末期阶段，部队松懈心态与敌方的复仇行动之间形成致命落差。此外，如何处理阮成雄这样的“平民战斗人员”，成为我军遭遇的道德与军事双重难题——表面上他是农民，实则具有远超常规战士的军事能力。 赵连玉的遗体最终被护送回国，安葬于家乡烈士陵园。他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官之一，同一部队的师副政委林凤云亦于更早阶段战役中殉国，可见战争残酷性与126师作战之激烈。 这一事件也促使我军后续进行战术反思，加强了对边境活动人员的甄别与防范，并推动反狙击战术的发展。赵连玉的个人命运，不仅是一个英雄的悲歌，更成为理解战争复杂性的深刻案例——在那里，敌我身份难以清晰界定，仇恨与战斗技能常隐藏于最不起眼的角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