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上海一间逼仄的亭子间里，一个满脸浮肿、皮肤蜡黄的女人躺在破棉絮上，咬紧牙关，把最后一点生鸦片送进嘴里，她没喊痛，也没掉泪，只是睁着眼，盯着墙上那张发黄的相片，照片里的男人穿着清朝大员的朝服，神情庄重，那是她的父亲，盛宣怀。 这一幕像极了一部黑白老电影的终场画面，镜头慢慢拉远，定格在那个昏黄灯泡下的女人身上。她叫盛爱颐，曾是上海滩最风光的“盛七小姐”，是清末权臣、实业巨头盛宣怀的掌上明珠。 可到了生命的尽头，她住在一个紧邻化粪池的汽车间，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一个从“远东第一乐府”的女主人，跌落到靠抽雪茄撑门面的老女人，这不仅是家道中落的悲情剧，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盛爱颐出生那年，正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西逃。中国正被列强分割，她的父亲盛宣怀却在乱世中逆势而上，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控制铁路、电报、银行、矿业，一手打造了近代中国的经济骨架。 她生在江苏武进，长在上海租界，念的是圣约翰大学，写得一手漂亮英文书信，能画能绣，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是那个时代的“官二代+富二代”的代表，活得风风火火。 她的风光年少不仅体现在家世上，还在于她敢爱敢恨。宋子文，那位后来跟蒋介石并肩作战的财政部长，曾是她的英文老师，也是她的初恋。 两人你侬我侬，却被盛家一句“门不当户不对”活生生拆散。宋子文离开上海时，她送了他一块金叶子，说“我等你”。 结果等来的是宋子文携妻归来，她大病一场，七年感情成了空。后来她嫁给了母亲庄夫人的侄子庄铸九，婚姻平淡如水，丈夫也没能在乱世中给她太多庇护。 但她不是那种任命认命的大家闺秀。1928年，她为了争夺母亲遗产，把三个兄长告上法庭，成了民国史上第一场女性争产案。 当时社会一片哗然，女人居然敢跟男人抢钱？她敢，而且赢了，赢得堂堂正正，拿着50万银元，她没有去买珠宝，而是投资建起了“百乐门”，那是整个远东最豪华的舞厅，灯红酒绿，夜夜笙歌。 全上海的风流人物都在那里起舞，盛七小姐坐在包厢里，细细地抽着雪茄，像极了电影里的女主角。 可是历史变脸比舞厅换灯还快，抗战爆发，百乐门几度易主，国共内战，家族产业如沙漏般流尽，她的兄长们挥霍无度，一夜输掉百余处房产；战火、通货膨胀、政权更替，这些比官司更凶险，比爱情更致命。 1949年她没有南下台湾，选择留在上海。那时候的她还住在豪宅里，生活虽不复当年奢华，但也还体面，可没几年，丈夫被送去基层“改造”，孤身一人，她被要求腾出房产，搬进了一个紧邻化粪池的亭子间。 屋子只有几平方米，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门外是污水横流，门内是整洁如旧。她每天还是梳头洗脸，练字种花，抽着雪茄坐在门口，看着人来人往。 她没有哀怨，也没有抱怨时代。她说：“我活够了。”一句话，道尽沧桑。她没有儿孙绕膝，只有墙上那张发黄的相片，照片里是她的父亲盛宣怀，那个曾经想用铁路和电报连接中国未来的男人。 如今他的女儿，在旧世界的尽头孤独离世，仿佛历史也对这个家族说了一声“归零”。 盛爱颐不是唯一的旧时代遗孤。她的身后，是一整个阶级的落幕。从清末民初的资本精英，到建国之后的新社会，她的命运像一条断裂的电报线，传不出过去的荣光，也接不住未来的信号。 她不代表“穷人翻身”，也不是“贵族陨落”的悲情符号。她是那个夹缝中的人，既不是革命的主角，也不是历史的旁观者，她争过、爱过、赌过，也认过命，她不是完美的人，但她活得真实，有血有肉。 这不是一个人的沉浮，而是一个时代的回声。旧家族的落幕，新社会的崛起，中间夹着她这样的人，悄无声息地被历史吞没。她没有革命的口号，也没有资本的光环，只有一支雪茄，一手好字，一颗不服输的心。 她走的那年中国正悄悄站在改革开放的门槛。那个曾经被她父亲用电报线连接起来的国家，开始重新连接世界。而她的故事，也从未真正落幕，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被写进了这座城市的砖缝里，被藏进了某位老上海人口中的“盛七小姐”。 参考资料： 上海名门闺秀："盛七"盛爱颐．中国网．2009-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