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上海吴淞路弄堂里，两名民警跟着张大妈到466号院。张大妈抱怨：“姓凌的寡妇刚搬来，带七八个男人住，半夜有动静。” 民警敲响院门。没人想到，这扇旧木门后，藏着抗日英雄与人间大义的故事。 开门的是凌维诚。她穿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见了民警没慌乱，侧身让他们进院。张大妈愣了 —— 七八个穿旧军装的男人正糊火柴盒，有的缺胳膊、有的蒙眼，却没人吵闹。 一个断指老兵掏出牛皮本，“524 团 1 营” 印章清晰：“我们是谢晋元团长的兵。” 邻居们这才想起 “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 的事，竟不知他的遗孀在护着这些老兵。 1937 年，那时凌维诚还是上海优渥家庭的小姐，怀着第四个孩子。她送丈夫谢晋元去淞沪战场。 谢晋元临走说：“等我回来。” 这句话，成了凌维诚在梅州老家日夜祈祷的念想。 收音机里播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捷报，凌维诚抱着三个孩子，站在祠堂香案前，为丈夫和素未谋面的士兵焚香祈福。 1941 年，有人来报信：“谢团长被汉奸刺杀了。” 凌维诚攥着丈夫刻有 “精忠报国” 的佩剑哭了，心里念着：“我不能倒，孩子们和晋元的弟兄还需要我。” 以前连洗衣做饭都不会的大小姐，这一刻，从妻子变成了守护者。 1945 年抗战胜利，凌维诚带四个孩子回上海。见当年的士兵有的成乞丐、遗孀蜷桥洞，一次在八仙桥市场，她见独臂老兵被呵斥，军功章掉在地上。老兵看清她，跪地喊 “嫂子”。 这一跪，让凌维诚下定决心，要为这些英雄做事。 她拿出国民政府给的抚恤金，在闸北租了间大杂院。起初只收留三个伤残老兵，后来消息传开，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 有在战俘营被折磨致残的，有被部队遣散无家可归的，还有烈士留下的孤儿寡母。 凌维诚给每个人登记。她在笔记本上，工整写清姓名、籍贯和伤残情况。她变卖嫁妆首饰，把自己的旗袍改成孩子的衣裳，自己靠缝补浆洗贴补家用。 到 1948 年，这个临时大家庭已有三十多口人。 国民党败退前，滥发货币。日子越来越难。一袋面粉，早上能买十斤，下午就只够买半斤。 凌维诚打开米缸，最后一点糙米也没了。可锅里还煮着给病号的稀粥。 老兵们偷偷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给孩子吃。凌维诚发现后，红着眼眶说：“你们为国家流血，我不能让你们再挨饿。” 走投无路时，凌维诚想起报纸上的陈毅市长。陈毅市长说过 “上海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她抱着试试的想法，写了封求助信。 十天后，市政府工作人员上门：“陈毅市长批了，466 号房子给你们住，水电费全免。” 凌维诚接过盖着红章的文件，看见 “谢晋元遗属应照顾” 的字，忍不住哭了。搬家时，老兵们揣着旧物互相搀扶。 住进 466 号后，民警第二次上门，带了陈毅市长的话：“英雄安全政府负责。” 看见凌维诚记的 47 位老兵、23 位遗孀台账，还有墙上的 “孤军牌” 火柴盒，民警敬礼道歉。陈毅要送面粉布匹，也被她婉拒：“我们能自食其力。” 凌维诚带着这个特殊家庭，开始生产自救。凌维诚把客厅改成作坊，带着老兵跑销路，产品叫 “孤军牌”。 起初批发商不愿合作，直到《解放日报》报道后，市民纷纷来买，订单多到做不完，她又和纺织厂签了代工合同。 每天清晨，老兵们戴 “524 团 1 营” 纪念章排队上工。凌维诚的孩子和老兵子女一起读书，放学就帮忙糊火柴盒。 孩子问：“爸爸真的勇敢吗？” 她摸孩子头上的逃难疤痕：“你爸爸和叔叔们都在用命守家。” 1951 年春节，陈毅市长来看大家，握着独臂老兵的手说：“你们是民族的脊梁。” 看见墙上的生产进度表和孩子的奖状，他对凌维诚说：“你守住了英雄血脉，更守住了民族尊严。” 后来，有的老兵回乡、有的遗孀改嫁，凌维诚都记在台账上：“赵大牛 1953 年回乡，育两子”“孙寡妇 1956 年迁南京”。 1991 年凌维诚去世，子女整理遗物时，发现磨破封面的台账，上面记着 107 个名字，最后一页写着：“晋元，我守住了承诺。” 凌维诚是平凡女性，却用一生传承了八百壮士的精神，她的故事该被更多人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