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时期，陈毅听说江北的叶飞纵队富得流油，便想去“打土豪”，见到叶飞，陈毅提高了嗓门：“叶飞呀，你们吃饱了，兄弟部队还在饿肚皮呢，我想从你这里调50挺机枪，你看行吗？” 1939年秋天，江南的天气闷得透不过气。叶飞带着部队往西撤，路上的尘土混在汗水里，走得很沉闷。战士们背着枪，低头不吭声。叶飞心里也堵，他刚在浦东那边打了几场硬仗，敌人被搅得人心惶惶，偏偏这时候接到命令，要撤。部队正打得顺手，谁愿意停下来？可纪律在前，他只好照办。 等见到陈毅时，心里的话还是憋不住。叶飞开口问：“为什么要我们撤回来？”语气里带着火气。陈毅看着他，语调放得很平：“不是撤，是要你们过江，去苏北开新局。”这话一说，叶飞脸色立刻变了，刚才的怨气没了，精神都提了上来。陈毅见状，干脆加了一句：“我早就想去苏北了，你先过去站稳，等我把主力也带过去，能凑十万人马。” 这番话说得豪气，可实际上是陈毅自己作的决定。军部并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他是“假传圣旨”。陈毅清楚，如果死守在苏南，顽军随时能加派兵力，仗一拖就不妙。北进苏北不一样，背后能靠山东八路军，地势又适合打游击，韩德勤那些部队孤立得很，机会更大。 叶飞部队当时叫江南抗日义勇军，人不算多，但打得灵活。白天隐蔽，夜里出击，敌人常常措手不及。几个月时间，人马从几百涨到几千，缴来的枪械也多，机枪多到一个班就能分配。部队越打越顺，老百姓心里也认他们。有人说他们是赵子龙似的队伍，干脆喊“四将军”，还有人叫他们“四老爷”，意思是救苦救难的靠山。 陈毅到江抗去看，队伍排得齐，人人有枪。干部腰间挂着手枪，看上去很齐整。陈毅心里明白，叶飞这支队伍打出来了家底，枪多、子弹多，比别的部队宽裕得多。他晚上叫叶飞过来，开口就提：“兄弟部队紧，苏北那边连饭都难凑，你们这边枪多，我想调五十挺机枪。” 话说得不算重，但意思很清楚。叶飞愣了一下，点头答应。第二天，五十挺机枪和几万发子弹送到陈毅手上。陈毅高兴得很，说这能建两个机枪连，苏北那边立刻能硬气许多。 送陈毅回指挥部的时候，叶飞把队伍拉出来，排得整整齐齐。陈毅见那架势，又忍不住开口：“五十挺，好像还是少了点啊。”叶飞苦笑，说：“要是兄弟真紧，就再匀一百五十挺。”这一来二去，总共两百挺机枪搬了出去。这一批武器，让苏北部队在后来的战斗里能多顶住几阵。 过江之后，局面复杂得很。日军占着南通、泰兴、扬州这些重镇，顽军的势力盘踞在腹地。韩德勤八万余人，是正宗的顽固派；李明扬、李长江一派挂着桂系的名头，人心不齐；陈泰运手里那支税警总团，背后靠财政部的钱，装备好，和韩德勤还处不来。三股人马互相防着。陈毅就提了个方针：打日本是根本，拉拢能合作的，孤立死心眼的。 很快，战火就烧到半塔集。那是1940年春天，顽军趁机调兵围攻，后方的中原局机关处境危急。叶飞带部队昼夜兼程赶去救援。夜里渡湖，船在水里晃，战士们冻得直打颤，枪也不敢松手。第二天一早，部队跨过公路，正面撞上百余日伪军。前卫两边一夹，手榴弹扔过去，炸得敌人乱成一团。一路追杀，俘了人，缴了枪，把路口打开。 接着又碰上韩德勤的独立六旅。那是顽军的主力，号称“梅兰芳部队”，意思是能唱主角的硬骨头。廖政国当机立断，命令冲锋。机枪一排排打过去，敌人还没缓过神来，就被压得抬不起头。前卫猛将汤万益，抱着轻机枪冲在最前，拼到眼睛都伤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打下这一仗，包围圈被撕开，半塔集得救。 战后，江北指挥部开会。刘少奇以“胡服”的身份来参加，他说得直白：“顽军打上门来，我们有理在身，为什么不能反击？等死不成？大敌当前，他们搞摩擦，是损害民族利益，我们必须反摩擦。”这番话让干部们心里都亮了，之前的顾虑一扫而空。 这种定调，在后来的黄桥决战里起了作用。那一仗，新四军放开手脚痛打顽军。枪声密集，敌人几次冲锋都冲不上来。最后崩溃撤退，民间传开顺口溜：“当兵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老百姓把他们当救星，心里认定了。 日子是苦的。战士夜里裹着破棉衣，围着火堆取暖。有人掰开一个窝头，递一半给身边人。火光照着脸，年轻的眼睛里全是倔劲。远处村子里冒着炊烟，土狗在巷口叫，风刮过来，火苗一晃，影子被拉长。陈毅叼着旱烟，叶飞蹲在火边，两人低声说话。机枪整齐摆在角落，冷冷的铁光映在火光里，像是在默默看守。 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其实能说明很多。江抗把家底分给苏北，是部队之间的互相支撑。半塔集的反击，是一次突围，更是新四军敢于斗争的态度。黄桥的胜利，让百姓真心把他们当成靠山。一个又一个场景，拼起来，就是新四军在那个阶段能站住脚的真实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