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师长谭震林收到一份来自茅山的电报，忽然脸色大变，大声喊道：“你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师长谭震林收到一份来自茅山的电报，忽然脸色大变，大声喊道：“你是不是译错了？再给我译一遍！”译电员委屈的重译，谭震林看完电报，呆呆的站着，半响说不出话。 电报是从茅山根据地发来的，内容简短得令人窒息：“十六旅罗、廖二同志于塘马战斗中壮烈殉国。” 罗、廖二同志，一个是十六旅旅长罗忠毅，一个是政委廖海涛。 这两个人，是谭震林一手带出来的兵，是他麾下最能打、最倚重的两员猛将，更是他风雨里并肩走过来的兄弟。 1938年，抗日的火烧遍了江南。新四军奉命东进，要在敌人的心脏地带——苏南，扎下一颗钉子。这地方，紧挨着南京、上海，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区。想在这儿站稳脚跟，比登天还难。带队的就是陈毅和谭震林。 谭震林，人称“谭老板”，打仗鬼点子多，性格又硬朗。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夸他：“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是谭震林。”他到了苏南，很快就相中了茅山这块宝地。山连着山，沟套着沟，正好跟鬼子玩捉迷藏。 罗忠毅和廖海涛，就是那时候跟着他打江山的左膀右臂。 罗忠毅是个湖北汉子，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战将，打起仗来不要命，人送外号“罗猛子”。他带着部队，硬是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茅山根据地从无到有地拉扯起来。 廖海涛呢，是个政工干部，心思比针还细。部队里战士想家了，他能坐炕头聊半宿；根据地老百姓缺盐少粮，他能想办法从敌占区弄来。有“罗猛子”在前头冲锋陷阵，有廖海涛在后头稳定军心，再加上谭震林居中调度，这三个人硬是把茅山根据地经营得有声有色，成了插在敌人胸口的一把尖刀。 那时候的日子苦啊，战士们吃的是糙米，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军装。可人心是热的。谭震林常开玩笑说：“咱们这是‘叫花子’部队打‘阔佬’，得有股子穷人的狠劲儿！”罗忠毅听了就哈哈大笑，廖海涛则在一旁点头，盘算着下一批宣传标语该写点啥。他们三个人，就像一个稳固的铁三角，撑起了苏南抗日的一片天。 好日子没过多久，鬼子就急眼了。 1941年，日军调集了数万兵力，对我苏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清乡”和“铁壁合围”。坦克、大炮、飞机，能用的家伙全都用上了。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精：把根据地分割成小块，一块一块地“清剿”，让你跑都没地方跑。 局势一下子紧张到了极点。谭震林带着指挥部在溧阳的水西村，天天研究地图，头发都白了不少。他心里清楚，这时候最怕的就是硬碰硬，必须化整为零，跟鬼子兜圈子。 11月28日，一股日伪军突然扑向了十六旅的旅部所在地——塘马村。当时，罗忠毅和廖海涛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情况万分危急。 其实，他们是有机会突围的。警卫员几次三番地劝：“旅长、政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撤吧！” 可罗忠毅把枪往桌上一拍，眼睛瞪得像铜铃：“撤？往哪撤？旅部一撤，部队就散了！老百姓怎么办？我罗忠毅的兵，没有当逃兵的！” 廖海涛也斩钉截截铁地说：“我们是部队的主心骨，主心骨不能倒！” 他们不是不知道留下来的危险。但他们更清楚，作为指挥官，在最危险的时候，你得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你的身影，就是战士们的胆气。 那天的战斗，打得天昏地暗。 日军的炮弹像犁地一样，把小小的塘马村翻了个底朝天。罗忠毅和廖海涛就在村口的祠堂里指挥，祠堂的墙壁被机枪打得千疮百孔。 警卫连的战士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子弹打光了，就端着刺刀冲出去肉搏。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立马补上。 罗忠毅亲自端着一挺轻机枪，对着冲上来的鬼子猛扫。他打红了眼，嘴里还不停地喊：“给老子狠狠地打！”廖海涛则在一旁，一边给伤员包扎，一边大声地鼓舞士气：“同志们，坚持住！党和人民看着我们！” 战斗从清晨持续到黄昏，警卫连的战士几乎全部牺牲。最后，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完了。日军黑压压地围了上来。 罗忠毅和廖海涛背靠着背，站在一起。罗忠毅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廖海涛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鬼子同归于尽。 那一年，罗忠毅37岁，廖海涛32岁。 两个正当年的汉子，把命留在了江南的这片红土地上。 译电员看着呆立在那里的谭震林，大气都不敢出。过了好半天，谭震林才缓缓地抬起头，眼眶红得吓人。他没有哭，也没有再发火，只是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说：“给他们……报功。告诉部队，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那声音很轻，却比任何呐喊都重。 巨大的悲痛没有击垮这位铁打的汉子。他擦干眼泪，立刻着手重新组建十六旅的领导班子，把部队的士气重新聚拢起来。他知道，对牺牲兄弟最好的告慰，就是把他们的旗帜继续扛下去。 很多年后，已经身居高位的谭震林，还时常会跟身边人提起罗忠毅和廖海涛。他说：“那两个家伙，都是好样的。我们说好了，要一起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结果他们俩，提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