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师长变成光杆司令，后被马家军旅长俘虏，说道：“你是当官的，当不了我的兵，去蹲大牢吧。”师长后来回忆称：“幸亏当时饿了三天，身体素质差，不然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继续革命了。” 这事儿得从西路军说起。那段历史，说起来都是泪。简单说，就是一支红军精锐部队，在甘肃那边，被马家军给打散了。那场面，叫一个悲壮。孙玉清带着手下剩下的弟兄们突围，打游击。可那会儿的游击战，说白了就是“游”大于“击”。为啥？没子弹了啊，哥们儿！手里拿的是烧火棍，你咋跟人家的真枪实弹干？ 突围路上，跑着跑着，孙玉清一回头，嘿，身后一个人影都没了。就这么着，一个堂堂的军长，成了孤家寡人。他自嘲地说了一句：“我这个军长成了光杆司令。”这话里头，得有多大的酸楚和无奈。 那个画面，荒凉的戈壁滩上，一个穿着破烂军装的汉子，孤零零地往前走，身后是追兵，前路是迷茫。这哪是将军，分明就是个逃犯。 孙玉清藏在一片红柳丛里，结果被当地的民团给发现了。领头的叫菇大本，带着几十号人，拿着五花八门的家伙就把他围了。被俘时，人家从他身上搜出了啥？一个装着炒面的小布袋，一点盐，还有区区几百块钱。这点家当，寒酸得让人心疼，也足见当时西路军的日子有多难。 接下来就是审问环节了，这也是最考验演技的时候。菇大本看他虽然衣衫褴褛，但眉宇间有股英气，不像普通士兵。孙玉清脑子转得快，张口就来：“我叫陈泽功，是个通信员，部队被打散了。” 这谎撒得挺成功。他那一身破烂——军装开了线，毡鞋用绳子捆着——简直就是最好的伪装。民团的人半信半疑，但也没深究，就把他押到了团部。 在被关押的一个月里，孙玉清受了不少罪，吃的是剩饭，身上长满了虱子。但他心态好，还跟看守的士兵聊天拉家常，一来二去，居然还处出了点“阶级感情”。有个叫段举先的炊事员，特佩服他，经常偷偷给他开小灶。人心都是肉长的，哪怕是敌人，也会被一个人的骨气和人格魅力所折服。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5月，所有被俘的红军都被集中送到了酒泉城里，关进了马家军第298旅的战俘营。这下坏了，战俘营里可都是他的老部下啊！ 一进火神庙的战俘营，孙玉清的真实身份立马就暴露了。老远就有人喊：“那不是咱们孙军长吗！” 这声“孙军长”，是战士们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但在这儿，却成了催命符。消息很快传到了马家军旅长马步康的耳朵里。 马步康和他的参谋长韩得庆，那都是人精。他们立刻对这个“陈泽功”进行了二次提审。这次，他们玩了个心理战。先是客客气气地请孙玉清洗了个澡，然后韩得庆像拉家常一样跟他聊。 “兄弟你哪里人啊？”“家里还有什么人啊？”聊着聊着，韩得庆话锋一转，饱含“深情”地说：“你不到三十岁就当上军长，年轻有为啊！老哥我都四十了，还只是个参谋长。”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孙玉清知道，再也瞒不住了。他沉默了，这沉默，就是默认。 就在这时，一直在门外偷听的马步康推门而入，笑着说：“幸会，孙军长！”接着又拍胸脯保证：“我是马步芳的堂兄，我用人格担保你的安全。” 身份暴露后，孙玉清被押往西宁。看似是正常的战俘转移，实际上，一张死亡大网已经悄然张开。问题出在哪？出在一份电报上。 原来，早在之前的古浪战斗中，青海的“土皇帝”马步芳，为了向南京的蒋介石邀功，就已经发了“捷报”，电报里白纸黑字写着：“已击毙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这下，事儿就大了。 马步康把这事告诉韩得庆时，韩得庆还傻乎乎地为孙玉清感到惋惜。马步康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个蠢货！我们要是把活的孙玉清交上去，那不是打马师长的脸吗？委员长那边怎么交代？这可是‘欺君之罪’！” 韩得庆听完，后背直冒冷汗。他这才明白，从马步芳伪造那份电报开始，孙玉清就已经是个“死人”了。他的生死，早已和战场、和审讯无关，而成了一场肮脏的政治秀的牺牲品。 1937年5月下旬，一个阴冷的夜晚，28岁的孙玉清被秘密杀害。他没有死在冲锋的路上，却死在了一份谎报军功的电报之下。临刑前，他怒目圆睁，没有丝毫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