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皮定均打听，让自己进京开会干啥，很忐忑去了，结果是提拔 “1973年3月12日早晨七点整，值班员推门就问：‘马副司令，首长命您两小时后登机，直飞北京！’”一句话把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马宁从事故处理的忙碌中拽了出来。事故还没结尾，领导却让他赶飞机，这节奏让老练如他也愣了神。 短短几分钟，他把六师的善后意见交给参谋长，扭头直奔通话室。那头的军区政委只说：“上级的电报，机密。”没多余解释。信息越少，人越容易胡思乱想，何况那时候风声紧，谁都怕被点名“有问题”。马宁握着话筒沉了两秒，还是放下了，“命令就是命令，走！” 临走前，他特意拐到军区大院，去找老首长皮定均。皮定均出自太行抗日军政大学，两人一路摸爬滚打活到现在，交情不浅。马宁压低嗓子：“司令，我到底去京干啥？”皮定均皱眉，连连摆手：“真不知道；不过，没把事情写在电报里，多半不是坏事。”一句“不是坏事”没让马宁心安，他心里清楚，1970年代初，许多人就是在“不是坏事”的口头安慰中被隔离审查的。 飞行员出身的副参谋长陪他登机，途中试探：“要不您先想个发言稿？”马宁苦笑：“稿子？我连会议主题都不知道，写啥？”舱门合拢，伊尔-14轰隆起飞，一抹钢灰色越过祁连山。窗外雪线分明，机舱里却没人开口，气压似乎比高空还低。 十三日下午三点，飞机落在西郊机场。刚下舷梯，迎面是空军作战部的一名大校：“首长辛苦，请上车。”大院里会议厅门口布防森严，岗哨两侧摆着红底黑字的“严禁通行”牌。大校只给他一张胸卡，编号却是“A-01”。马宁心中咯噔：这种号段只给主桌座次才用。 会场已近尾声，空军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们全坐在主席台。马宁进门，几位熟人愣住，有人小声嘀咕：“怎么这会儿才来？”他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却被礼宾官引到第一排。台上主持人敲麦克风：“报告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新的空军党委。”紧接着宣读任命：“马宁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刹那间，掌声起伏。有人惊讶，有人迟疑。就像掀开密封多日的罐头，一股复杂气味同时散开。马宁在重重掌声里站起，没说话，只是规规矩矩敬了个军礼。外人看是惊喜，他自己却是先松一口气——最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 散会后，他被请进小会议室，叶帅、刘帅等几位中央首长已在座。叶帅开门见山：“选你两个理由，一是会开飞机，二是打过仗，空军需要懂作战又懂飞行的带头人。”这话直接点破疑团，也算给新司令吃了定心丸。紧接着，又补一句：“从今天起，空军换挡提速，你得顶住。”言简意赅，却重若千钧。 返回驻地住进招待所，当晚灯没关，文件一份接一份递来，有新组织架构，有机型升级计划，还有北方航空兵换装方案。凌晨一点，机要员敲门：“首长，兰州军区急电，六师事故报告已送到，处理意见同意。”马宁接过电报，心里暗暗苦笑，上午还在愁维修件，现在身份已不同，决策再也不是单一机队那么简单。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人事调动的保密级别之高，连空军司令部五人小组事先都被蒙在鼓里。许多年后，军史研究者把它归为“点穴式调动”案例：不预留讨论时间，不放风，直接上任。原因很现实，彼时空军内部派性严重，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成政治事件，干脆一锤定音最省事。 马宁后来说过一句半玩笑话：“坐飞机三小时，职务跳了三级，心脏差点受不了。”这句自嘲透露了当时的紧张空气。也有人替另一位热门人选张廷发惋惜，资历深、技术硬，却因“不会亲自驾机”被刷掉。用今天眼光来看，选拔标准看似偏狭，却符合那一阶段的战略考虑——航空兵正在摸索全天候、超视距作战，需要以飞行员思维领导全军。真要选一个只懂指挥、不懂操纵舵杆的人，很多技术口令怕是对不上号。 提任生效后，马宁第一道命令并非整风，也非立规，而是下基层飞行大队实地拉练。原因简单：摸底部队真实水平。“文件写得再花，不如我自己飞一次。”这句硬气话，在座的参谋听完，有的点头，有的冒汗——新司令是玩真的。 六个月内，他先后驾驶歼-6、强-5、运-5，飞遍六个军区空域。有人统计，他这一年空中坐舱时间超过120小时，在正大军区级干部里堪称异类。试想一下，长官说训就训，飞就飞，部队对他服气程度自然不同。后来西北空军实战演习拿下全军第一，参谋们私下评语：“这哥们不是坐办公室的。” 遗憾的是，过度劳累带来的旧伤复发，让马宁在1976年底被迫减少飞行，但空军训练体制已被他推着走上正规。对比三年前那趟“不知道干啥”的北京之行，如今他回忆仍觉得神奇：“不让人提前适应，就是要你带着最原始的状态接受新任务。”换句话说，临危受命，外界因素全切断，人得拿出真本事。 整段经历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特点——决策快、保密严、执行硬。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在那个动荡年头里，把空军从边缘拉回战斗轨道。马宁个人的升迁，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在于临门一脚的政策要求，会开飞机；必然在于多年积累的指挥经验、技术底子，一旦机会敲门就能顶得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