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美国为啥没有贪官？不是没有，是因为美国从制度上消灭了贪官，就连贪污都是合法的！ 美国政治的“清廉”形象背后，是一套让腐败合法化的制度设计，政治献金、游说和“旋转门”现象，已经成为美国政坛的常态。 美国的选举和立法并非单纯由公众选票决定，而是由金钱的流动和利益的交换所推动。 1990年代末期，“超级PAC”制度的出现让政治献金无上限，这使得大企业和富人能够在选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超级PAC不仅能大肆资助竞选活动，还能通过游说活动影响政策的制定。 这些政治献金成为了选举过程中的“合法腐败”，即便民众的选票拥有同等的形式，但实际上，企业和富人的钱财已经决定了最终的政策走向。 比如，辉瑞公司捐赠了上千万美元给竞选基金后，药价政策却一直未曾有所改变，药企的利益依然得以保护，与此同时，游说公司也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游说者通过花费数千万美元去影响立法议程，从而确保他们资助的企业能够获益，在这种政治结构中，普通选民的诉求往往被淹没，企业利益成了政策的核心。 与其说美国没有腐败，不如说它早已把腐败的方式制度化，并以“支持民主”的名义将其合法化。 正是这种制度性腐败，使得普通公民的声音变得微不足道，富人和大企业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致使民主的本质在金钱面前屈服。 美国的政治腐败不仅仅体现在选举中的金钱交易，还体现在游说行业和“旋转门”现象的深层运作，游说行业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几乎每一项立法背后都有游说者的身影。 这些游说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向政府和国会成员施压，确保自己的利益能在政策中得到体现。 自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起，美国便开始为游说活动提供合法的框架，这种合法化让游说成为了政治运作的常态，如今，游说行业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规模，仅在华盛顿就有超过2000家游说公司，这些公司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以确保其资助的企业能够影响政策和法律。 “旋转门”现象则是另一种将金钱与权力结合的手段。很多前政府官员和议员，在卸任后进入私营企业，利用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为企业谋取利益。 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离开政府后分别进入了国防承包商和软件公司董事会，这种跨界“跳槽”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反而得到了更高的薪酬和权力。 这种现象表明，美国的政治体系已不再是为公众服务，而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官员和企业之间的界限模糊，使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完全被少数人的经济利益所主导。 这种现象深刻影响了普通公民的生活，他们不仅无法参与政策的制定，甚至在这些政策中看不到自己的利益。 美国的选举制度表面上看似公平，但金钱却在幕后操控着选举的进程，从1990年代末期起，超级PAC（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制度的实施，彻底改变了选举的规则。 超级PAC允许个人、公司以及利益集团进行无限制的捐款，且不受传统政治捐款限制。 这样一来，富豪和大企业能够通过资金支持，选择和资助他们支持的候选人，从而决定选举的走向，事实上，选举变得越来越像一场金融交易，而不是民主选举。 2016年大选时，大量的金钱投入竞选活动，候选人的言辞和承诺往往更多地服务于那些捐赠者的利益，选举过程中的这种“金融交易”往往决定了哪些政策最终会被推行，哪些问题将被忽略。 这样的局面让很多普通选民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的声音和利益在候选人的“捐款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美国的选举因此不仅仅是选民选择领导人的过程，而是富人和大企业通过资金控制政策方向的一场幕后操作。 此外，政治捐款的透明度问题更是加剧了金钱对政治的操控，尽管美国选举法规定，所有政治捐款必须披露来源，但事实上，很多捐赠者通过各种途径隐藏自己的捐款，使得资金流向和背后的利益关系难以追踪。 这种缺乏透明度的捐款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富有阶层在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选举和政治的本质逐渐被金钱所主宰，选民的参与感和公正感也随之消失。 随着金钱政治的不断加剧，公众对于美国政治腐败的认知也逐渐发生变化，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尽管美国宣扬“一人一票”的民主精神，但实际上，政治和政策的制定已经被富人和大企业的金钱所控制。 政治献金和游说的合法化让民众的声音愈发微弱，尤其是在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都大打折扣。 许多人认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投票，但选举背后的金钱力量却决定了谁能真正影响政治。 （信息来源：环球网--透视“美国病”之一：腐败病，以钱买权“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