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没有贪官？不是没有，是因为美国从制度上消灭了贪官，贪污都是合法的，哪里来的贪官？ 在美国，腐败的表现形式和别的国家完全不一样，你看不到某个官员偷偷收钱办事，但你能看到一整套公开运作的机制，把权力和资本绑在一起，而且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 美国前防长阿什顿·卡特就是经典案例，在位时，他拍板增加雷神公司的采购预算，卸任后立刻进入雷神董事会，年薪数百万。 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也一样，他在职期间推动的经济救助资金，卸任后立刻成了他加入的私募公司受益的资本来源，这些就叫“旋转门”，在美国政坛早已习以为常。 有人或许以为，美国有“冷却期”法律限制这种套路，可是规定只限制官员卸任后短期内去游说原部门，没限制他们到企业当顾问或董事。 这些人凭借人脉和内部信息，指点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换个身份继续发挥作用，旋转门没有被堵死，只是更加隐蔽。 从旋转门出来的人，大量聚集在华盛顿K街，那里是游说公司的集中地，数以千计的前官员年薪百万，拿金主的钱，在国会和政府之间游走，专门替企业争取政策优惠。 他们非常清楚立法流程的漏洞和关键点，往往只需要一句“产业分析”或“一点专业建议”，就能影响政策走向。 然而游说需要庞大资金支持，这笔钱从何而来？答案是政治献金。 美国大选就是金钱竞技场，2020年耗费超过140亿美元，普通人的小额捐款几乎可以忽略，真正的金主是金融寡头、科技巨头和军工企业。 自从最高法院判决放开限制，企业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无限制投钱，只要不是直接打进候选人的口袋，就算合法。 这些钱最终用在广告、造势和团队运营上，每一笔都是企业为未来政策的投资。 回报也精准到位，例如大型制药公司投钱给某议员，该议员便会千方百计阻止药价管制法案通过。 结果，美国的药价往往是欧洲的数倍，患者家庭被高额账单压垮，而制药商的利润却一再新高，这一切在法律上叫“支持竞选”，名正言顺。 这些机制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波音737 MAX事件，两次重大空难后，调查员提交厚厚报告指出致命缺陷，可顶层很快让事情不了了之。 波音只象征性罚款，却立刻拿下新的军购大单，因为波音背后有强大的游说团队，仅2019年就投入1500多万美元，而在国会和监管机构里，多少人和波音早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最终结果是，本该彻查的事故被淡化，本该面对的惩罚变成罚款，本应改进的监管，也因游说和政治献金压力而被搁置，几百条人命，换不来制度的反思，却换来了资本的平安无事。 所以，当美国的基础设施几十年无人更新，当民众被医疗费和教育费压得透不过气，并不是政府没钱，而是改革触碰了大企业利益，马上会被政治献金、游说和旋转门这三道大山拦住。 在这样的制度下，传统意义上的贪官确实消失了，因为贪污本身已经合法化。 在美国，腐败不需要躲藏，它不躲在暗处，而是大摇大摆进出国会山，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看似没有贪官，却有一个比贪官更稳固、更可怕的制度。 参考信源：《透视“美国病”之一：腐败病，以钱买权“合法化”》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