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给周恩来套上国民党军服，带着他从审讯室偷偷潜出。两人即将逃出，这时一个国民党高官却突然出现，他认出了周恩来……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1927年的上海，那叫一个血雨腥风。 就在不久前，周恩来还是那个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风头正劲。他们打跑了军阀，迎接北伐军进城。可谁能想到，一夜之间，盟友变成了屠夫。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刀挥向了昔日的战友。 当时的上海，空气里都弥漫着铁锈味。街头上，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你得时刻提防他会不会从背后给你一枪。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之一，自然是悬赏名单上最前面的那个。他当时被软禁了，说白了，就是关起来，随时可能被“就地正法”。 关押他的地方，是国民革命军第26军的司令部。这支部队有点复杂，里面有不少人在黄埔军校待过，都听过周主任的课。没错，就是周恩来。 想当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那真是个“顶流”，英气逼人，口才又好，讲起革命道理来，能让底下那帮热血的年轻军官听得热血沸腾。蒋介石自己都夸，周恩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可现在，昔日的师生、同僚，转眼就成了死敌。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叫斯烈的国民党军官站了出来。他是第26军第二师的党代表。他的亲哥哥斯励，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那种人人自危的时刻，斯烈做了一个足以掉脑袋的决定——他要救周恩来。 这操作难度有多大？跟现在咱们玩密室逃脱可不是一个级别，这是真人版的，失败了，两个人当场就得被打成筛子。 斯烈先是找到了当时第二师的师长薛岳，薛岳也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对这位老师还是有几分敬重，加上当时局势混乱，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关键一步来了。斯烈搞来一套国民党军官的军服，悄悄带给周恩来。他让周恩来换上，摇身一变，从阶下囚变成了“自己人”。然后，斯烈就大摇大摆地领着这位“军官”，从审讯室往外走。 整个过程，心脏估计都提到了嗓子眼。 每走一步，都可能碰到认识周恩来的人；每一个盘查的哨兵，都可能是一道鬼门关。 就在他们快要走出司令部大门，马上就要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时候，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高官，身后跟着一队卫兵，气场十足。这个人，是当时国民党军队里响当当的人物——白崇禧。也有说法是他手下的一个重要将领。不管是哪一个，分量都足够重。 四目相对。 空气在那一刻凝固了。白崇禧的眼神在周恩来脸上一扫而过，明显愣了一下。 斯烈的心估计瞬间就凉了半截。只要白崇禧喊一嗓子“抓住他”，一切都完了。 然而，白崇禧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静静地看了几秒钟，然后就像没看到一样，转过头，带着他的人马，径直走了过去。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放走这个心腹大患？几十年后，很多人分析，可能是出于黄埔时期的一点旧情，也可能是不想亲自沾这个血，毕竟杀掉周恩来这种级别的人物，政治影响太大。但不管怎么说，在那一刻，一种超越了阵营的复杂人性，或者说是一种微妙的政治默契，救了周恩来的命。 周恩来这次脱险，只是他传奇人生的一个缩影。时间快进到20年后的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国共还在边打边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就是现在著名的“周公馆”。 那地方，表面上是高级住宅区，实际上，门口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收废品的，全是国民党特务。 周恩来一出门，后面准有好几辆车跟着。有一次他烦了，直接下车，走到特务的车前，大声质问：“我是你们委员长请来谈判的，你们为什么跟踪我？”把那帮特务给问懵了。 从1927年的直接抓捕，到1946年的严密监视，对手的手段变了，但那份危险，一点没少。周恩来就是在这种刀尖上跳舞的环境里，为我们这个国家争取未来。 读历史，不能只看那些波澜壮阔的战争和改朝换代。更要看这些关键时刻，人做出的选择。一个微小的善意，一个瞬间的犹豫，一个复杂的沉默，都可能像蝴蝶效应一样，扇动翅膀，掀起未来的惊涛骇浪。
稻草人
不可能是白崇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