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为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为战略优先级不同，民变内乱如剖心，对内镇压关系到满清生死存亡；割地赔款如断指，对外战争只与利益有关。 自入关以来，满清统治核心始终围绕着维护满人特权与压制汉人反抗而展开。这种统治焦虑，深刻塑造了满清战略选择：国内起义直接威胁政权存续，而外部侵略却被视为可妥协的权益损失。 乾隆帝在《御制十全记》中自诩“十全武功”，却对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科技革新嗤之以鼻，正是因为主动选择停滞，导致科技革命的种子无法在中国生根发芽。 一旦认为打不过列强，满清就会迅速滑跪。两次鸦片战争，清军伤亡不到1万人，就选择了投降，保存实力以围剿农民起义。但战争赔款却未触动八旗贵胄和皇室内帑分毫，而是全部转嫁给了民众。 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满清推行“厘金制度”，在原有田赋基础上加征商贸税。1853年，扬州首创的“厘金”，最初仅针对米行征收1%的“过境税”，但到1862年已演变成全国性“万税锁链”。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仓皇北狩，却仍指示江南江北大营，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围攻太平天国。清廷在《北京条约》中割让九龙、增开商埠，却将条约签署称为“暂事息兵以剿发逆”。 洪秀全以“拜上帝教”动员底层民众，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平等纲领，直接挑战满清统治合法性。为此，清廷不惜启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组建地方武装，甚至默许湘军、淮军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这场浩劫使江南人口损失超7000万，其破坏力远超战争本身，但清廷却认为“铲除心腹之患”远胜于“保全疆土”。这种“防汉甚于防洋”的策略，本质是将政权存续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不惜以整个民族的血肉和未来作为抵押，换取苟延残喘。 驻防八旗享有优厚待遇，其军事行动经常以绿营为前驱，自身则负责压阵，类似于督导队。八旗驻防全国要地监视汉人，绿营分散驻扎防范民变，这种制度在应对小规模叛乱时效果显著，却无法组织近现代战争所需的大规模机动兵团。 甲午战争爆发，在光绪帝及帝党看来，日本不仅是外患，更是可以用来削弱李鸿章淮系势力的工具。所以，甲午海战就变成了一场“用日本消耗李鸿章”的危险游戏。 这种算计使得清廷在对日作战上既强硬又敷衍，既要李鸿章全力作战，又不愿给予全力支持。在弹尽粮绝之后，北洋水师最终全军覆没，水军官兵中的领导层几乎全部自杀殉国。 但战后清算却将政治斗争的荒谬推向了高潮，英勇殉国的丁汝昌被抄家，许多海军将领的家属被下狱或发配，目的就是避免汉人出现英雄群体，建立英雄叙事体系。不仅寒了将士之心，更让满清政治道德彻底破产。 技术革新方面，满清统治者的态度充满矛盾。既要引进洋枪洋炮镇压民众，又恐惧技术扩散动摇其统治基础。雍正曾严谕“火器乃国之利器，不可轻示于人”，乾隆更是将平准噶尔所使用的“红衣大炮”封存禁用，以防汉人掌握。 洋务运动，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宗旨却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剿发逆，可勤远略”。李鸿章创建的江南制造局更加魔幻，其生产的仿林明敦步枪和快利步枪，竟然因为惧怕装备汉人军队而限制配发。 这就是满清统治者哲学——宁与友邦，不予家奴！但越是强化对内控制，就越是需要对外妥协；越是依赖妥协维持政权，就越是会加速内部统治基础的瓦解。 其实，清廷并非缺乏“血战到底”的勇气，而是将其视为统治工具，而非民族信念。当镇压太平天国可延续王朝寿命时，他们不惜玉石俱焚；当列强入侵仅威胁主权时，他们选择割肉饲虎。 这种精于算计而拙于大义的统治哲学，最终让百年沉沦的账单上，每一页都写着满清的无耻与龌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