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越级提拔兵团部主任，授上将，2位兵团副司令很能打，授中将 “1951年初春，中央让您去三兵团接任政治部主任，马上动身吧？”简短一句，电话那头语气笃定。阎红彦放下听筒，只说了三个字：“遵命，走！” 对他来说，这一步来得有些突然。此前在晋冀鲁豫三纵，他只是副司令兼副政委，距离兵团领导层还有半级。可编制刚调整完，任命电报就飞到西安。有人打趣：“阎副司令直接跳格子，成了兵团首长，够快！”越级提拔在解放军不是没有先例，但落到这位陕北汉子身上，人们还是有点意外。 陕北红军出身的底色，是他手里最硬的一张牌。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在砖窑、土堡之间拉杆号召，硬是把分散的游击队拧成了一支能打正规仗的队伍。后来大部红军长征离陕，陕北依旧打着星星之火的旗号，这份功劳中央记得很清楚。 抗战爆发后，他调任警备旅政委，主业是稳住后方交通线。作战机会不多，却把地方、军队、游击组织全盘协同起来。有人说“这活儿不冒烟”，但没有后方，前线也立不住。抗战结束，他被派到晋冀鲁豫三纵，吃住都跟在部队一线。新乡、长葛、淮阳几仗打下来，才算把“地方干部”这顶帽子摘掉。 1949年，全军整编。陈锡联受命组建三兵团，麾下10军、11军、12军个顶个的老主力，可政治部主任人选迟迟没定。纵队政委们都在等，可电报最后钉在阎红彦名字上。陈锡联愣了愣，还是拍板：“行，他来。”这就是那次“越级”。 三兵团的阵容硬。副司令杜义德兼10军军长，王近山兼12军军长。俩人都是硬骨头：杜义德打南麻、临朐时顶过日军重炮；王近山更是夜袭阳明堡、千里奔袭运输线。行家里行都知道，这两位在牌面、军功和资历上，谁摆在正副司令位置都说得过去。 然而授衔名单里，阎红彦挂上将，杜义德、王近山却是中将。消息一放出，茶馆里议论不断：“这回四方面军吃亏喽！”事实没这么简单。1955年的授衔方案，除了战功、职务，还有一条暗线——各“山头”比例要协调。四方面军的上将名额早被叶剑英、陈赓等十来位占去，再加两人指标就超了。三兵团这桌牌，只能做减法。 有人问：“杜、王二位心里服气吗？”一位老通信员回忆，王近山哼了一声：“中将就中将，仗还咋打就咋打，别磨叽。”杜义德则更淡：“我打仗不是为了星星”。一句玩笑收场，实际却是真心话，他们更在意的是建军后部队能否继续摔打、练兵。 与此同时，阎红彦的岗位却悄然转弯。1956年，他南下云南，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实权不小，但云南边疆事务繁杂，军务只是挂名。他也清楚：“兵装脱得越久，越要学地方那一套”。之后几年，围绕土地、民族、边境贸易，他没少趟泥泞。1959年西藏局势紧张，中央点名要云南配合运输，他一句“尽量别让前线断线”—— 这话掷地有声，可见仍保留着军人那股子硬。 回头看，越级提拔并非凭空得来。第一，陕北根据地当年作用不算大，却撑住了红军北方火种，这份象征意义必须有人“代言”；第二，三兵团在大西南作战后，需要一个能统筹战场和地方的人，阎红彦兼而有之；第三，授衔时中央确实要给各块根据地留面子，红二、四方面军不能继续加码。权衡利弊下，这位老陕北最终挂上了上将肩章。 有意思的是，上将星挂到肩头，他在军中停留的时间却很短。授衔次年，云南农业社改、边境贸易、民族政策，全都压到他案头。时任云南军区参谋长的干部调侃：“阎政委依旧按军队作风开会，话一少，行事利索，不拖泥带水。”地方干部觉得新鲜，军队干部也服气。 1960年后，国内经济紧张，西南物资调拨紧绷，他仍然坚持每月到口岸转一趟，盯粮、盯盐、盯棉布，防止哄抬。有人私下里说：“阎书记手里那支皮鞭，军队和地方谁也不敢掉队。”半玩笑半敬畏，但也说明他的方式并未完全褪去军味。 遗憾的是，时代洪流来得太快。1966年风浪掀起，他被指责“打着上将旗号搞地方保护”，随后遭受冲击。1974年，一纸公报说他“因病医治无效”，年仅62岁。对于老三兵团的同志来说，这是心头难消的痛。陈锡联后来提起：“阎红彦这个人，脾气倔，但忠厚，事情交给他放心。”寥寥数语，足见评价。 杜义德与王近山的结局同样各有坎坷。前者转入南京军区后长期主持训练，帮助一大批基层指挥员成长；后者在风浪中被反复打击，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军功让他们立住身，人情世故却磨人心，这是很多将领共同的命运。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山头”平衡不存在，或许这三个人的星级会重新排序；但历史没有假设。半个世纪过去，尘埃落定，人们提起他们的名字，更多想到的是作战本领和干劲，而不是肩章颜色。军事史料里留下的数据，足够说明问题：三兵团鏖战西南，一年歼敌10余万，打开大后方，阎红彦统筹政治工作，杜义德、王近山指挥主力穿插进逼，这便是最直接、最朴素的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