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站出来了 黎建南：如果郑丽文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我决定重新回到中国国民党。 我重返国民党的目标就是“拨乱反正”，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提“九一八共识”。 台湾地区前政治评论员黎建南近日公开表态，若郑丽文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他将重返国民党，并提出“九一八共识”作为拨乱反正的核心主张。 这一声明在岛内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黎建南曾是国民党党员（1999年因反对李登辉“两国论”退党），更因其试图将国民党两岸论述锚定在更明确的历史框架内。 黎建南的政治经历与家庭背景使其对两岸历史有着深刻执念。 他1950年出生于越南，祖籍湖北，父亲是国民党军人，1949年后失踪于越南，母亲带其兄弟辗转赴台。 这种“战争离散”的家族记忆，成为黎建南推动“历史清算”的情感动力。 他主张的“九一八共识”，直指国民党在抗战历史中的责任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需承担历史责任。 这一论述试图将国民党从“避谈统一”的模糊立场，拉回“中国代表权”的框架内，但其本质是要求国民党直面1949年后其“流亡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郑丽文此次参选国民党主席，其两岸主张与黎建南形成微妙呼应。 她明确强调“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反对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并批评赖清德当局媚日行为（如使用“终战”取代“抗战”表述）。 这与黎建南的“历史拨乱”目标高度一致。郑丽文在军系票源争夺中采取“由下而上”策略，深入眷村基层，而非依赖退役将领站台。 例如她在台中眷村座谈会上背诵《庐山声明》，强调“这是国民党最后一次向大陆释放善意的文件”，成功激发老兵情感共鸣。 这种注重历史情感联结的方式，与黎建南的“九一八共识”形成战略互补。 黎建南的提议虽在深蓝群体中激起共鸣，但面临三重现实挑战。 首先，历史伤痕的撕裂风险：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的痛苦记忆，将其作为政治共识基础，可能唤醒历史仇恨而非促进团结。 国民党内部分人士担忧，过度强调历史责任可能加剧岛内统独对立，而非凝聚共识。 其次，与“九二共识”的定位冲突：“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国家统一”，而“九一八共识”更侧重历史问责。 两者如何衔接而不相互削弱，是一个难题。国民党内主流仍倾向于沿用“九二共识”框架，因其已获得两岸官方认可。 第三，年轻世代的认同隔阂：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近代史疏离感强烈。 2025年台湾大学入学考试中，中国史报考人数较十年前下降63%，而台湾史报考人数激增。 黎建南的历史叙事可能难以吸引年轻选民，甚至被民进党操作为“大陆历史统战”。 黎建南的回归倡议折射出国民党的深层危机。党员数量持续下滑，国民党2025年有效党员仅33.14万人，较4年前减少3.93万人，为2001年直选以来最低。 党员老龄化严重，年轻群体参与度低，使任何历史性论述都面临传播瓶颈。 路线分裂加剧：郝龙斌代表保守派，依赖地方派系和“人头党员”；郑丽文代表改革派，主张“打破酱缸文化”；罗智强则侧重网络动员。 黎建南的加入可能进一步激化路线之争，而非弥合分歧。经济整合滞后：昆山台商协会2025年调研显示，72%台商支持“两岸共同市场”，但仅9%认为国民党能推动实现。 国民党在两岸经贸中的桥梁作用正被大陆企业直接对接台湾农会的模式取代，使其政策提案缺乏实质支撑。 黎建南的“拨乱反正”设想还面临外部环境制约。 美国对台策略调整：2025年美国对台军售显著“降级”，例如仅批准12架“黑鹰”直升机（2024年为24架F-16V），反映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犹豫。 民进党的“历史战”反击：赖清德当局正强化“去中国化”叙事，如成立“安倍晋三研究中心”，邀请安倍昭惠揭牌，试图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彻底剥离。 大陆的耐心与底线：大陆方面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任何新共识的提出，需符合这一总体框架，否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解。 尽管实现难度极大，黎建南的提议仍有其价值。 它迫使国民党直面历史责任问题，而非继续回避“统一”终极目标。它尝试用历史记忆重构两岸联结，为统一论述注入新元素。它反映党内深蓝群体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更积极两岸政策的期待。 黎建南与郑丽文的合作，象征国民党内改革派与统派力量的结合，但其能否真正“拨乱反正”，取决于国民党能否超越内斗痼疾，提出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可行性的两岸方案。 黎建南以“九一八共识”为旗帜的回归倡议，是国民党主席选举中的一抹亮色，但也折射出蓝营在历史与现实间的挣扎。 其成败不仅关乎个人选择，更将影响国民党未来走向及两岸关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