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党针对内部情报人员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一个远赴台湾的情报员失联已久

1954年，我党针对内部情报人员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一个远赴台湾的情报员失联已久，只好下了这样的判断。 那时候没人想到，这位叫刘光典的同志非但没有叛变，反而在台湾深山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用四年时间证明什么叫忠诚。 “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这封1950年从台湾寄出的密电，看似普通的家书，实则是刘光典用暗语向组织发出的最后警报。当时他所在的洪国式情报组刚被国民党破获，他冒死赶到邮局送出这封信，让其他同志得以转移。 刘光典是个语言天才，1922年生于辽宁旅顺，在辅仁大学念过书，日语英语都流利。解放前他做医药生意风生水起，但1945年遇到共产党情报员洪国式后，他毅然放弃富裕生活，把整整一千美元和十两黄金全部捐给组织当工作经费。 —— 一千美元加十两黄金，搁今天能在北京交个首付，当年能买整条街。旁人笑他傻，他咧嘴：“钱再厚，也垫不起一个跪着的人。”转头把金条塞进药箱，上面盖两层阿司匹林，坐火车一路南下，从此再没回家。 洪国式给他取化名“王耀东”，户口本上职业栏写“药材商”，暗号“老猫”。他学得比猫还快，上海洋泾浜英语、东北大碴子日语、台湾闽南腔，三秒切换，连街头混混都以为他是自己人。1948年，他带老婆王素莲和三个孩子坐船去台湾，表面跑生意，暗地建电台，把国民党“太平舰”动向一船一船往外发。老婆问：“孩子老搬家，连班主任都记不住名，这日子啥时到头？”他摸摸孩子头：“再等等，等对岸的旗子飘过来，咱就回家。” 1949年冬天，洪国式小组被叛徒出卖，七人连夜被抓。刘光典正在台北“大生堂”药铺阁楼发报，耳机里只剩电流沙沙，像雪崩。他拆电台、掰断电子管，顺手抓把甘草盖住零件，下楼买碗蚵仔面线，蹲路边吃完，擦嘴走人。全城戒严，他背着药箱钻进阿里山，海拔三千米，夜里零下五度，外套结一层冰壳。饿了啃野笋，渴了喝泉水，最惨一次误食野芋，喉咙肿成馒头，他拿匕首割开气管，插根空心草杆透气，活过来继续跑。 山里没有表，他就看月亮记账，圆一次划一道，四年划了四十八道。划到第四十九道，月亮被云吃了，他也快熬干，原来一百六十斤的汉子瘦成八十斤，肋骨一排，像搓衣板。1954年3月，他下山想摸点盐，被两个猎人当“山怪”用绳网套住，送到警局。审讯室灯一打，国民党军官乐了：“刘光典，可算逮到你这只大猫。”他咧嘴笑，露出缺门牙的豁口：“猫有九条命，你们才抓到一半。” 狱里日子像钝刀割肉，老虎凳、电刑、水刑轮着来。他被吊在梁上，脚尖刚好点地，昏过去就浇冷水。醒来听特务骂：“说！电台在哪？”他抬头，脸上血糊一片，嗓子却清亮：“电台？我脑子里，频率三三五七，你们调啊。”气得对方抡圆了皮带。同号子的小伙子才十九岁，哭着想家，刘光典用摩斯密码敲墙：“别怕，骨头别响，心别软。”后来这青年活着出狱，把故事写成小册子，纸都黄了，还留着一行铅笔字——“老刘说，咱们赢。” 1959年，枪决令下来，他剃了光头，穿件白衬衫，拍遗照时把领口折得整整齐齐。法场在台北新店溪旁，他走一路唱《义勇军进行曲》，声音不高，却像把刀子，把清晨的雾划开一道口子。枪响前，他喊了声“新中国万岁”，回声滚进山谷，惊起一群白鹭。同年，海峡这边清查组在档案里写下“刘光典，疑似变节”，直到1988年，当年那位敲墙的青年带着小册子到北京，才把“疑似”划掉，改成“烈士”。 我第一次听到这段，是在旅顺老家的烧烤摊。夏天撸串，摊主大叔喝嗨了，拍桌子：“我二爷就是刘光典！”众人哄笑，说老哥你吹。他冲进后屋，翻出个铁皮盒，里头有张残照：穿西装的年轻人站在药铺前，笑得牙花子闪光。大叔说：“二爷走时，我爹才九岁，全家以为他跑台湾享清福，结果等来一张死亡通知书。后来政府发烈士证明，我奶奶把证书贴在灶台上方，每天做饭先擦一遍，说别让油烟熏黑。” 我盯着照片，忽然想起自己。十年前，我在外企，老板画大饼：“好好干，五年给你绿卡。”我屁颠加班到凌晨，后来项目被砍，绿卡泡汤，我蹲在24小时便利店啃过期饭团，觉得天都黑了。跟刘光典比，我那点委屈算啥？人家把命都扔山里了，我不过丢一张塑料卡片。那天回家，我把简历投给一家做国产芯片的创业公司，工资腰斩，同事笑我“脑子进水”。我回他们：“芯片再小，也得有人把命刻进去，才配叫中国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