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开始大返城，但29岁的赵俊选择不回北京，妻子以为他是不愿带自己进城。赵俊却说：“你现在的条件，回北京只能干体力活，我不愿意你吃苦，等我把初中课程给你教会，我们再回去” 赵俊是北京人，1968年18岁那年响应号召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插队。那时候知青运动正火热，他跟成千上万年轻人一样，离开熟悉的城市，钻进热带雨林的橡胶林和水稻田。勐海的日子苦，湿热气候加上蚊虫叮咬，干活从早到晚，割橡胶树皮、插秧播种，手上全是老茧。赵俊适应得还行，起初他跟队友们一起扛工具上山，砍柴时不小心被石头砸伤腰，躺了三个月，全靠草药熬着过去。这段伤病期让他跟当地人走得近些，尤其是村里队长的女儿阿依娜。她没上过学，但手脚麻利，每天帮他送饭收拾，俩人就这样慢慢熟起来。 赵俊伤好后，没急着继续重体力活，他开始教阿依娜认字。从最基本的日月山入手，用纸笔比划，她学得认真，渐渐能写简单句子。这不光是教字，还拉近了距离。时间一晃，感情水到渠成，他们在村里结了婚。婚后生活简单，生了一儿一女，屋里添了哭闹声。赵俊继续干农活，阿依娜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日子虽紧巴巴，但两人互相扶持，勉强过得下去。知青在边疆扎根的不少，赵俊也算适应了当地节奏，慢慢从田间劳作转到更稳定的岗位。 到了1975年，赵俊的工作有了转机。先是调到镇上小学教书，他负责给孩子们上课，讲算术和语文，站黑板前比划公式。没多久，又去公社粮站当副站长，管粮食调度，每天清点麻袋，记录数字。这份差事稳当，收入也比以前多点。阿依娜靠着赵俊教的识字本事，进了供销社当售货员，称米量油，干得有板有眼。他们的户口转为非农业，家里条件改善了些，添了电灯和收音机。按说，这时候返城机会来了，赵俊完全能带全家回北京，找份城里活儿过日子。可他没动窝，这里面有他的打算。 1977年返城消息一传开，村里就热闹了。知青们争相报名，收拾行李准备上火车回城，大家聊着北京的亲友和工作机会，劲头十足。赵俊却像没事儿人，照旧去粮站上班，回家后还抽时间教阿依娜读书。阿依娜听着乡亲们议论，心里不是滋味，她没文化，担心自己拖后腿，以为赵俊不愿带她进京。赵俊的理由直白，他觉得阿依娜条件有限，回北京顶多干体力活，像搬货扫街那种，累不说，还没出息。他不想让她吃这份苦头，得先把初中课教会她，有了底子才能站稳脚跟。 这个决定听着容易，做起来费劲。赵俊攒了箱子课本和笔记，从语文数学地理入手，每天晚上抽时间教。阿依娜学得吃力，但她坚持下来，慢慢能看懂文章，算术也上手了。赵俊一边教，一边盘算北京那边的情况，他知道城里工作竞争大，没学历的农村媳妇机会少。他还想，阿依娜是南方姑娘，北京冬天冷，得适应气候；再说云南日子过得还行，多留几年不亏。这份长远打算，挺实在，也显出他的责任心。返城潮过去了，赵俊一家没走，村里人议论纷纷，但他稳住阵脚，继续教课。 教课的过程拉长了时间，从1977年一直到1982年，阿依娜才学完初中课程。她现在能写能算，自信心足了些。赵俊开始联系北京老同学，打听安置门路，写信问工作机会。云南知青返城那几年，政策在变，很多人通过请愿和组织才批下来。赵俊没急，步步为营，等条件成熟。1986年，他们一家四口终于回了北京。赵俊凭经验进粮油公司当调度员，管报表和计划。阿依娜去工厂做库管员，清点货物登记账本，靠着学的东西站住了脚。两个孩子进了学校，上课背书包，生活虽不富裕，但有奔头。 赵俊的做法在知青圈里算得上少见。那时候返城是大事，好多人一听消息就冲，顾不上家庭细节。赵俊不一样，他把老婆孩子的长远日子放在心上，先补文化短板，再动身。这不光是个人选择，还反映了知青在边疆的酸甜苦辣。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干了近十年农活，很多人娶了当地媳妇，生儿育女，返城时纠结多。赵俊的经历接地气，教课这事儿简单，却需要耐心和担当。回想起来，知青运动让无数年轻人从城市到乡村，学到不少生存本领，赵俊就是活例子。 2008年，赵俊和阿依娜头发白了，回了趟西双版纳。村子变样了，路修成水泥，旧屋翻新。他们去李老汉墓前转了转，感慨变化大。这趟回访，像个句号，半辈子从农村到城市，全靠一步步努力兑现承诺。赵俊的故事说小了是夫妻俩的坚持，说大了是知青一代的缩影。那年代，返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赵俊没让阿依娜吃亏，两人用实际行动证明，文化底子能改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