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临死前给好友段翔九留下了一句遗言：“永康街13巷七号段翔九兄鉴：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1950年6月10日那天，陈宝仓、吴石、朱枫、聂曦四人从容赴死！ 陈宝仓生于1900年河北遵化一个古玩世家，早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1924年毕业后，他投身北洋军阀部队，历经军阀混战，逐步积累军旅资历。抗日战争爆发，他转入国民党系统，担任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参与淞沪会战和武汉保卫战，升至中将军衔。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任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负责后勤保障，接触军政高层。1948年春，在香港期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地下组织，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接触，表达愿为祖国统一赴台工作的决心。1948年底，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携眷属迁往台湾。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派遣，赴台开展地下统战和情报工作。他协助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负责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利用高参身份获取驻军部署、港口建设和沿海防御情报。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回大陆，支持解放事业。陈宝仓表面维持国民党军官生活，实际联络朱枫和聂曦等同志，形成情报网络。朱枫作为中共华东局特派员，负责联络工作；聂曦任吴石副官，提供内部信息；吴石则统筹策反行动。四人分工明确，情报内容包括部队番号、武器库存和船只调动，累计传递数百份文件。 1950年2月，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叛徒蔡孝乾，从其口中获知线索，突袭吴石住所，搜出陈宝仓手写情报草稿。四人相继落网，陈宝仓被捕时身份初未暴露，后在吴石住所搜查中确认。国民党当局以“通匪”罪名审判，吴石作为主犯受审最严，陈宝仓因中将身份被隔离审讯。审判过程持续数月，四人拒绝供出其他联络人。6月，法院宣判死刑，执行日期定为6月10日下午。狱中，陈宝仓得知判决后，写下绝笔信给好友段翔九，信中地址精确到巷弄，仅要求转告家属并火葬遗体，避免拖累他人。 6月10日，四人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国民党当局在白色恐怖高峰期，对涉嫌人员清查严苛，刑场周边戒备森严。枪决后，遗体暂存宪兵司令部，盛夏高温加速腐烂，无人认领多被草草处置。陈宝仓妻子师文通已于1949年底携子女赴香港避难，她通过渠道获知丈夫就义消息，立即写信给台北两位普通友人，一位教师，一位商人，请求领回遗体火化后运港。两位友人明知风险，仍于次日前往宪兵部申请，凭证件获准进入堆尸区。 两位友人抵达火化场时，遗体已肿胀变形，他们逐一辨认军牌和特征，确认陈宝仓尸体后，用布包裹运出。火化过程在台北郊区进行，骨灰冷却后装入铁盒，封口严实。国民党当局虽监视全程，但未进一步阻拦。骨灰盒由友人转交陈宝仓三女儿陈禹方在台北的同学殷晓霞，她时年19岁，正准备赴沪考大学。师文通选择殷晓霞，是因为她即将途经香港，且可靠。殷晓霞接手后，将骨灰藏于行李，7月1日登船南下，但船近香港口岸时，检查站要求入港证，她无证无法下船。 殷晓霞为完成托付，弃置所有行李，将骨灰罐用布条紧缚胸前，从船舷跃入海中，潜泳上岸。海水浸湿骨灰，罐身斑驳，她绕小路抵达香港，交给师文通。师文通接过后，整理手续，经由香港转运大陆。途中需过海关，她出示文件，顺利放行。骨灰坛固定于船舱，历经海路陆运，于1952年抵达北京。中共中央追认陈宝仓为革命烈士，骨灰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李济深亲自主持公祭，宣读祭文，强调其牺牲重于泰山，永为人民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