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在非洲刚果某个部落，一群黑人捕捉了一只体型庞大的黑猩猩。这群部落里的男人们，强迫这只黑猩猩坐在中间，与他们几个合影。 一张黑白照片在网上流传多年。模糊的背景、粗糙的边框、斑驳的光影——画面中央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黑猩猩，四周围着几名面无表情的男子。 人和动物在阳光下对立，彼此都带着某种被迫的静止。没有人能确定是谁按下了快门，也没人知道这张照片为何被拍下。它像一块碎片，从殖民时代的深处漂出，提醒人们那个充满矛盾的世界。 镜头下的非洲，并不平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比属刚果仍被殖民者紧紧控制。橡胶、矿石、象牙从丛林深处被运出，城市的码头堆满货箱，殖民地的财富沿着铁路运往欧洲。 当地人被迫为公司劳作，征税、劳役、惩罚成为日常。欧洲摄影师随军或随商而来，扛着沉重的相机，把热带的风景、部落的仪式、动物的尸体都变成影像。每一次快门，都是权力的宣告。 黑猩猩的身影在那时格外受关注。它被看作“人类的近亲”，又被当作野性象征。殖民官、传教士、探险家纷纷组织捕猎，企图抓到活体送往欧洲。动物园需要新奇展品，科学机构需要标本。 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研究所、巴黎国家自然博物馆都在刚果设有采集点。捕捉黑猩猩的过程常伴随暴力与死亡，整个族群被枪声惊散，留下的幼崽被铁链捆住，送往港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张照片的场景便显得格外刺目。几名男子围着被制服的黑猩猩，他们的神情木然，仿佛面对战利品。有人说这些人是当地雇佣的猎手，也有人说是欧洲殖民者的随从。 无论身份如何，他们都被镜头固定在同一画面中，成为被殖民与征服的双重象征。影像的意义不止在于记录，更在于展示——展示力量、展示异域、展示秩序。 当时的欧洲观众对这种影像充满好奇。殖民摄影集、展览、博物馆陈列层出不穷。展板上写着“原始部落”“野生巨猩”，参观者挤在玻璃柜前指指点点。 影像成为帝国自我叙述的一部分，告诉观众远方的土地已经被“文明”接管。被拍摄的对象却没有选择，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环境，都被变成被观看的对象。 学者后来称这类影像为“视觉殖民主义”的典型。相机的视角取代了人类的平等，镜头背后的操控者掌握解释权。对于被拍摄者而言，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在被他者的凝视中失去声音。 那些照片在殖民母国被当作“科学”“人类学资料”，在当地则成了屈辱的记忆。影像的传播强化了刻板印象——非洲是野性的，欧洲是理性的，文明与原始被粗暴地划出界限。 几十年后，一些档案被重新打开。比利时皇家非洲博物馆的库房里，成百上千张照片被翻出，编号、修复、重新编目。研究人员在照片背面发现手写的日期与地点——1932，刚果中部。 部分影像拍摄者为殖民军官，也有的是随队传教士。那张“黑猩猩合影”的底片在档案中并未出现，更多学者认为它可能出自当年的猎人或贸易商之手，被误传为“部落照片”。 这类影像的重新曝光引发争议。有人认为应公开展示，提醒人们殖民时代的真实；也有人主张封存，以免再次伤害后代。 学者们尝试在展览中赋予新语境——不再强调“猎奇”，而是揭示历史关系。策展人用新的说明文字标注每一张照片的来历，强调这些影像的政治性与暴力性。 观众在灯光下观看时，能感受到一种压抑：画面看似平静，背后却是血与权力的交织。 与此同时，非洲学界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些照片。刚果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报告中写道，这些影像并非单纯的殖民记录，更是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它们提醒人们如何被描绘、被定义，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重新讲述自己的历史。一些年轻摄影师开始在原址拍摄新的作品，用现代视角回应旧影像。他们站在同样的土地上，让镜头回望当年的方向，试图夺回叙述的主动权。 动物学家也从另一角度阅读这些资料。1930年代的类人猿捕捉行动，导致中非黑猩猩数量锐减。研究者根据猎获记录、运输档案，估算当时每年约有上千只黑猩猩被捕获或杀死。 许多标本如今仍存放在欧洲博物馆，标签上写着“采集地：刚果”。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连同那张模糊的照片，共同揭开了一段被掩埋的生态灾难。 如今，那张“1932年的影像”仍在网络上被不断转载。有人把它当作猎奇故事，有人把它视为人类残酷的象征。每一次转发，都让这段历史重新被提起。 照片中的人物早已无从辨认，黑猩猩的命运也无从追问。留下的只是时间的沉默和观看者的反思。 当人类第一次拿起相机时，也许并未意识到，镜头能成为权力的工具。它能记录，也能剥夺。那张照片像一面镜子，映出人类在追求文明名义下的野性。 1932年的刚果，阳光刺眼，影子更深。照片中的一切都已尘封，但那被凝视的瞬间，却仍在提醒——真正需要被拯救的，从来不只是被拍摄的世界，还有按下快门的人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