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岁的双胞胎姐妹被送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每周三次她们会被脱光衣服送到一个房间里与一个医生见面，每次时间长达8小时。 1944年的春天，伊娃和米里亚姆一家被塞进运送牲口的火车，终点站就是那个后来让全世界不寒而栗的名字——奥斯维辛。火车门一开，站台上一个穿着雪白制服、戴着白手套的男人正在来回踱步，他就是约瑟夫门格勒，一个有着博士学位的医生，却被人称为“死亡天使”。 他不像其他纳粹军官那样吼叫，反而显得很“斯文”。他用指挥棒在人群中挑挑拣拣，当他看到伊娃和米里亚姆时，眼睛都亮了。他妈妈大喊：“双胞胎！是双胞胎！”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姐妹俩和家人完全不同的命运。母亲和另外两个姐姐被直接带向了毒气室，而她们俩，则被门格勒带进了他的专属“实验室”——一个专门囚禁双胞胎、侏儒等特殊人群的营区。 这里，就是门格勒的“人间动物园”。 伊娃后来回忆，每周一、三、五，她们都会被带去一个实验室。在那里，她们必须脱光所有衣服，并排站着长达八个小时。门格勒和他的团队会像测量珍稀动物一样，测量她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然后把数据记录下来，进行比对。这种屈辱，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是什么概念？你身上每一寸皮肤，每一个器官，都成了别人冷冰冰的研究数据。 这还只是开始。每周二、四、六，她们会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那里等待她们的是注射。门格勒的实验核心，就是对比试验。他会给一个双胞胎注射致命的病菌或不明化学物质，然后观察另一个健康的双胞胎，看她们的身体反应有何不同。 有一次，伊娃被注射了一种高烧病菌，手臂肿得像面包一样，高烧不退，奄奄一息。门格勒冷笑着对她说：“太可惜了，她这么年轻，活不过两个星期了。” 但伊娃硬是凭着一股“我绝不能死”的意志力爬了回来。她心里清楚，如果她死了，门格勒会立刻杀死米里亚姆，然后解剖她们俩的尸体做最后的对比。 为了姐姐，她必须活下去。 这种为了活命而活命的日子，就是这两个10岁女孩的日常。你可能会问，集中营里不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吗？没错，但门格勒的“动物园”里，条件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他们能保住自己的头发，偶尔能多拿到一片面包。但这“优待”的背后，是更深不见底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注射的会是什么，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解剖的标本。 奥斯维辛太大了，大到可以同时容纳无数种绝望。就在伊娃姐妹被当成小白鼠折磨的时候，一个叫法尼娅费内隆的法国女歌手，正在用她的歌声求生。 法尼娅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和参与抵抗运动被抓。但她的音乐才华救了她。她被选进了奥斯维辛女子乐队。这支乐队很魔幻，她们的任务是在囚犯们被押出去做苦工时演奏进行曲，在党卫军军官们享乐时为他们助兴，甚至……在同胞被送进毒气室时，演奏安魂曲。 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边是悠扬的古典乐，一边是焚尸炉里冒出的滚滚黑烟。 法尼娅和她的乐队成员们，用音乐换取了多活几天的机会。音乐是她们的盾牌，也是她们的枷锁。她们活着，却要为刽子手演奏，眼睁睁看着同胞走向死亡。这种精神上的撕裂，恐怕不比肉体上的折磨轻松。 还有个叫吉娜图格尔的女孩，她的经历更是传奇。21岁的她，也被门格勒做过实验。实验结束后，她和其他人一样被送进了毒气室。所有人都以为这是生命的终点，赤身裸体地挤在冰冷的石室里，等着天花板上的洞口喷出毒气。但那天，毒气设备居然出了故障。吉娜就这么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伊娃和米里亚姆手拉着手，和其他幸存的孩子们一起走出了那个地狱。她们是门格勒手下幸存的157对双胞胎之一。 米里亚姆因为当年被注射了不明细菌，肾脏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一生都饱受病痛折磨，并在1993年因此去世。而伊娃，那些恐怖的记忆像鬼魂一样缠了她几十年。她憎恨门格勒，憎恨纳粹，这种恨意几乎要把她吞噬。 直到有一天，她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决定。 1995年，在奥斯维辛解放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伊娃科尔回到了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她找到了曾经在门格勒手下工作的一位纳粹医生，汉斯蒙克。她没有去控诉，而是当着全世界的媒体，宣布她选择宽恕。 她说：“我，伊娃科尔，一个门格勒双胞胎实验的幸存者，在此给予所有纳粹分子赦免。” 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很多幸存者都公开指责她，认为她没有资格替那600万死难者去宽恕。但伊娃说得很平静：“愤怒是纳粹留给我的最后枷锁。我宽恕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我自己。 我要从‘受害者’这个身份里走出来，拿回属于我自己人生的主导权。” 直到2019年，85岁的伊娃在波兰去世，就在她又一次带领团队参观奥斯维辛的旅途中。她的一生，从地狱开始，最终却升华到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