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波辽沈战役时受伤了，没有随四野大军南下，解放后转业到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当党委书

曲波辽沈战役时受伤了，没有随四野大军南下，解放后转业到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兼第一副厂长，后调入铁道部担任副局长， 曲波这人，命里好像就跟“雪”沾上了。 年轻时在辽沈战役受伤，子弹打穿腿骨，人昏过去的时候，雪就压在他脸上，一呼气都能听见“咯吱”的声儿。 后来人救回来了，腿保住了，走路却再也不利索，一瘸一拐，一辈子都是那样。 部队南下时，他没法跟着去，只能留在东北。 那时天冷得出门得裹棉被，他住在沈阳机车车辆厂的宿舍，窗户糊着报纸。 复员后，组织让他当厂党委书记。工人们都管他叫“曲书记”，人瘦，脸总带笑，但一到现场就板起脸，拿根拐杖敲地：“安全第一。” 车间机器声轰轰响，蒸汽呛人，他就在那种环境里一边干活一边咳。 1950年，他调到齐齐哈尔车辆厂，又冷又远。 那段时间他整天泡在厂里，夜里不睡觉，在桌上摊纸写字。写啥？没人知道。 连刘波也只是偶尔看见他低头抄东西。后来她才发现那是小说稿。他写得慢，有时候半天憋一句，手一抖，墨滴子全落在纸上。刘波在旁边帮他抄，房里黑，油灯晃，她写字都得凑着看。 那时候俩人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稿子压在缝纫机上。 《林海雪原》就这么出来的。他写的是自己带兵打仗的事，写那些剿匪的兄弟、那些死在林子里的战友。 有人说那是小说，其实他写的是一段记忆。 他改了名字，却改不了那种冷。写完那一章“奇袭虎狼窝”，他自己哭了一夜。 1957年书印出来，全国都在传。 火车站的广播都在念：“杨子荣智取威虎山！”工人看见他都说：“我们书记写的书！”那阵子，他成了名人。到哪都有人请他说两句。 他不太会应付这种场面，每次讲话都不离那几句：“我是军人出身，只写我经历的事。” 好景没几年。 1966年风向一变，他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他被扣了好几顶帽子。 他心里不明白，《林海雪原》写的是剿匪，怎么也能算罪？新书《桥隆飙》印好了十万册，还没发就被查。 那几年，他的家也散了。 大儿子因为在学校写传单被抓进监狱。刘波在被批，他自己也在被审查，没人敢管孩子。 等消息传来，孩子已经被关了一个多月。 曲波买了棉衣、棉被，拄着拐杖跑去看守所。 看守不让见，他说：“我得看到他写的收条。”那张收条后来他留了十几年，一直夹在书里。 1969年秋天，有人来接他，说去值夜班。 结果车开到钓鱼台，江要见他，她先寒暄几句，又问他伤好没。然后说：“你参加过辽沈战役吧？写一写辽沈战役。”他答得小心：“我那时候只是团干部，不懂高层指挥的事。”江说：“我可以让你看中央电报。” 他摇头，说：“光看电报写不出真事。”江青脸上那点笑意就没了。 两天后，她又让他去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演完问他感想，他说：“挺好，算京剧的新路子。”她说：“那你就按这戏改你的书。”他不答。 她盯了他几秒，他才说：“我还在接受审查，等我学习好了再考虑。”江的脸当场僵了。那天夜里他回家，刘波听完，松口气：“幸好没答应。” 信寄出去，就再没消息。 他被派去食堂卖粥，手上没力，粥总洒在衣服上。 师傅笑他笨，他笑着接话：“我干不了细活。”后来改去卖馒头，结果每个馒头上都有指印。 再后来派他去农场剪果树。他干得挺认真，天天坐在树下剪枝，还特地买书学习。 冬天雪厚，他拄着拐杖在雪地里慢慢挪，人看着都心疼。 结束，他平反。那天他打开抽屉，旧稿还在，纸都发黄了。 他一页页摊开，看着那些字，像看老朋友。刘波在厨房忙，他屋里静得能听见笔划纸的声音。他拿笔一点点补字，说：“得让它再活一次。” 后来他被调进铁道部，成了工业总局副局长。 那时头发白了，走路还一瘸一拐。办公室墙上挂着《林海雪原》的海报，他常坐着发呆。有人问他还写不写了，他说：“写不动了，那事都过去了。”别人听着以为他在推脱，其实他心里明白——那段雪林子、那些人、那些死法，已经写尽。 他一生都惦记那些老战友。 1981年，他回牡丹江，看杨子荣的墓。那天风大，树叶打在他身上，他拄着拐杖站了好久。 身边的人听见他小声说：“我来看你了。”没人接话，他也没再说。 晚年他常坐在阳台，看天。 北京的冬天不常下雪，他就盯着窗外那点白霜看。 刘波端茶给他，他不接，嘴里念叨：“林海那边，现在是不是也下雪了？”她不答，只笑笑。 2002年夏天，他病重。天气闷得慌，他躺在床上，眼睛半睁半闭。忽然问：“外头，下雪了吗？”刘波握着他的手，说：“在你心里，一直在下。” 那天屋里安静。桌上放着一支旧钢笔，笔帽没盖紧，墨干在笔尖。旁边摊着几张纸，上头写着：“林海，未完。” 风轻轻一动，那纸就抖了抖。屋里没人说话，只有时钟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