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名将罗树甲被俘，为了让他屈服，日军把他的两根大脚趾砍了下来，用刺刀刺

1944年，名将罗树甲被俘，为了让他屈服，日军把他的两根大脚趾砍了下来，用刺刀刺入他的手掌，光折磨却不叫他死去，营救人员眼看办法用尽，最后只好使出他们最不想用的一招。 1944年根据国防部公开的豫湘桂战役战史，当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一号作战”，湖南是核心战场。罗树甲率领的第82师隶属第20军，负责防守长沙外围宁乡防线，是保卫长沙的“门户”。 日军投入4个师团兵力强攻，82师仅有万余人，且装备落后——全师只有12门迫击炮，子弹人均不足30发。 罗树甲被俘并非指挥失误，而是兵力悬殊下的必然结果，地方党史资料记载，6月12日凌晨，日军以坦克集群突破防线，罗树甲亲自率警卫排反击，激战中战马被炸伤，他摔落在地后被日军步兵俘获。 日军很快核实其身份，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当即下令：“留活口，逼其降。”这一命令背后有明确的战略意图——罗树甲是湘军名将，在湖南军民中威望极高，若能逼其投降，可直接瓦解湘中地区的抵抗意志。 日军的折磨手段极具针对性，并非单纯的施暴，从被俘人员回忆录及战后日军档案来看，他们先砍掉罗树甲的大脚趾，使其无法行走，断绝逃跑可能；再刺穿手掌，破坏其握枪能力，从生理上摧毁其军人尊严。 阴狠的是，每次折磨后都会及时医治，避免其死亡。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策略，是日军在抗战后期常用的心理战手段，此前在河南战场，就有被俘军官因无法承受类似折磨而变节。 最初的营救尝试接连碰壁，暴露了敌占区斗争的残酷。负责营救的是军统湖南站与地下党联合小组，最初计划“夜间突袭”——组织20名精悍队员伪装成民夫，趁夜色混入据点。 但侦查后发现，据点四周挖有3米深的壕沟，且每10米就有一盏探照灯，突袭成功概率不足三成。随后尝试“买通看守”，给据点内一名伪军小队长送去50块大洋，对方收了钱却连夜向日军告密，导致两名联络员被捕牺牲。 接连失利后，联合小组拿出“最不想用的一招”——策反汪伪政权驻宁乡的“绥靖队”队长李祖林。这一选择在当时争议极大，李祖林此前曾参与围剿地下党，双手沾过我方人员鲜血。 联合小组负责人分析，李祖林虽为伪军，却与日军有矛盾——日军曾强征其家产，且未兑现承诺的“县维持会会长”职位，这是可利用的突破口。 策反过程充满博弈，地下党联络员以“老乡”身份面见李祖林，未谈“民族大义”，直接摆明利害：“日军败局已定，你现在帮我们救罗师长，抗战胜利后可算‘反正’功劳；要是继续跟着日军，将来必被清算。” 同时拿出证据——日军准备用更残酷的手段逼迫罗树甲“通电投降”，一旦成功，李祖林作为据点周边伪军头目，必然要在投降书上署名，届时罪责更重。最终，李祖林同意配合，提出条件：营救成功后保证其家人安全。 1944年6月21日夜，营救行动启动，李祖林以“押送罗树甲去长沙见司令官”为由，带10名亲信进入日军据点。日军守卫因连续多日无异常，警惕性降低，李祖林等人趁机控制守门卫兵，用事先准备的铁丝捆住负责看守罗树甲的日军士兵。 罗树甲因伤势过重无法行走，两名队员轮流背着他，在李祖林的带领下从据点后侧的排水暗道撤离。整个过程仅用28分钟，未发一枪一弹。 这场营救的意义远超救出一名将领，从军事层面看，罗树甲获救后，虽因伤势无法重返前线，但通过口述整理出日军在宁乡的布防图，为我方后续开展游击战提供了关键情报。 从政治层面讲，日军逼迫罗树甲投降的图谋失败，湘中地区军民士气大振，原本因日军攻势受挫的抵抗力量重新集结，仅一个月就发动了5次针对日军补给线的袭击。 根据战后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我方策反的伪军及伪政权人员超过180万人，这些人熟悉日军部署，为我方提供大量情报和便利，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辅助力量。李祖林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建国后定居湖南乡下，其事迹被收录进地方党史资料。 罗树甲的遭遇，折射出抗战后期我方将领的困境与坚守，根据其后人整理的《罗树甲将军年谱》记载，获救后他的双手和双脚因伤势过重，终身无法完全恢复，治疗时始终拒绝使用日军遗留的药品。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拖着残躯参与受降仪式，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军人的骨气，比手脚更重要。”1949年后，罗树甲的事迹一度因历史原因被淡化，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其名字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回望1944年的那场营救，能清晰看到抗战胜利的核心逻辑：不仅有前线将士的浴血拼杀，还有后方人员在敌占区的智慧博弈；不仅有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还有灵活务实的斗争策略。 罗树甲的坚守与营救者的付出，共同构成抗战历史中“硬骨头”与“软智慧”相辅相成的画面，这是中华民族在危亡时刻屹立不倒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