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风光无限时，表叔哭哭啼啼找上门：“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我被那县令打了20大板。”然而，曾国藩丝毫不提帮忙的事，几日后，表叔愤怒回家。 表叔回到老家时，把行李往桌上一丢，满腹委屈。他在南京住了几天，却等不来一句“我替你出头”。曾国藩连一句承诺都没给，只送了个宴席，让他被一群官员敬酒，说是“饯行”。他觉得自己大老远跑去，反倒成了别人酒桌上的点缀。 事情却在他回家的第二天急转直下。表婶翻看行李时，从包里找到那把扇子。扇面上密密一排署名，有两江总督的印记，也有各级地方官的亲笔签字。她一眼看出这是官场信号，立刻让丈夫再去县衙。表叔半信半疑，但还是带着扇子走了。 等他踏进县衙，情况完全变了。那名县令原本摆着威风的官架子，可当扇子展开后，他的手当场僵了。县令叫人搬凳请坐，态度与先前差距巨大。犯事的乡绅很快被拘押，土地也照数归还，先前被打的板子也在堂上道歉。表叔这才意识到，曾国藩是用了另一个方式帮他。 倒回到几天前的南京，曾国藩听完表叔的委屈，只让下人安排住处，并未答应插手。他知道这种地方小案若直接干预，容易落人口实，说他徇私袒护亲族。可若完全不理，又于情不合。他权衡几天，决定举办一场规模不小的宴席，让巡抚、布政使等部门要员到场，与表叔同席。 这些人受总督邀请，自然不会懈怠。席间寒暄不断，酒过数巡后，曾国藩拿出一把折扇，说要留作纪念。他写了名字，把官印押在扇骨上，接着递给在座的官员，每人都写上一笔。等扇子到表叔手里，已成了一件特殊的“凭证”。 这正是曾国藩的谋划。他不说破，只让表叔带回去。若表叔懂，就能借势解决问题；若不懂，他也算尽了情分。而表叔没看明白，才会一肚子气回乡。 这件事在地方官场流传多年，被当成曾国藩“借势行事”的典型案例。他明白当时局势动荡，新政务正需清明之风。如果总督直接降罪地方官，影响范围太广。 可通过这柄扇子，一切都顺理成章。县令看到那些署名，等于看到一整套行政体系的态度，不需要曾国藩开口，他也会自己做出选择。 这一年曾国藩刚接任两江总督，既要抚平战事，又要整顿地方。湘军自安庆北上，地方积弊多，贪虐现象严重，若不能震住下层官僚，治理难度会更大。他出身寒门，深知底层百姓经不起折腾，因此对官场欺压极为厌恶，却又清楚处事必须避嫌，否则会给改革添阻力。 因此，当表叔哭诉县令受贿打人时，他当然会管；但这份帮忙绝不可能以直接批条的方式出现。扇子的作用，在于让权力链条中的所有人意识到：总督知道这件事，并愿意让人看到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