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个乌军士兵，举着白旗走出来，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求饶。是：“不是我们不想守，是

几十个乌军士兵，举着白旗走出来，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求饶。是：“不是我们不想守，是没人管我们了。” 废墟里走出来的人，一个个神情呆滞，白旗举在手上，没人喊投降，也没人哭，几乎所有人都盯着前方，像是还在等什么指令。双方走到十米远时，举白旗的瘦高个先开了口，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个字都裹着累。他没求饶，也没辩解，对着俄军士兵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是我们不想守，是没人管我们了。” 这话里的无力，是一天天熬出来的。这个小阵地原本守着一个加强排，算上后来补的新兵，满编时有五十多人。他们刚到这儿时，上级说会按时送补给、派增援，可从来没兑现过。头一周还能靠无人机投点压缩饼干和水，从第二周起就断了粮，无线电里只剩滋滋的电流声，不管他们怎么呼叫指挥部，那边都没半点回应。瘦高个叫瓦列里，战前在基辅开汽车修理厂，口袋里揣着张皱巴巴的全家福，照片边缘都磨卷了，上面的妻子和女儿笑得很真。瓦列里跟俄军士兵说，他们最后一次收到指挥部命令是十天前，就五个字：“死守，不许退”，之后再没任何消息。阵地左侧火力点被俄军炸掉时，他们紧急呼叫炮火支援，无线电里只飘来一句模糊的“再扛扛”，接着就彻底没声了。阵地上的水第五天就没了，士兵们只能接雨水、刮树叶上的露水喝。三个新兵喝了变质的积水发高烧，没药，只能用湿泥巴敷额头降温。其中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没熬过去，咽气前还攥着妈写的信，纸上的字早被泪水泡花了。瓦列里和战友把他埋在阵地后面的弹坑里，没墓碑，就捡了块平整的弹片插在土堆上，用刺刀刻了名字和入伍的月份。这样的绝境，在如今的乌军前线不算新鲜事。巴赫穆特打了好几个月，早就成了俄乌双方的绞肉场，乌军好几支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这儿打光了。俄军事专家弗拉季斯拉夫·舒里金之前公开说过，乌军在这场战斗里死了大概五万人，受伤和失踪的加起来有十二万，一百多辆坦克、两百门火炮还有一千多辆装甲车都被打坏了。这些数字背后，全是像瓦列里这样的士兵——不是不愿打，是连最基本的吃喝弹药都凑不齐。压垮士兵们最后一点斗志的是第七天发生的事。阵地上的无人机侦察设备没电了，彻底成了瞎子，连周围的情况都摸不清。有人用望远镜看见远处有车队过来，以为是增援，激动地挥信号旗，等车队近了才看清是俄军的补给车。双方交了火，乌军没多少子弹，只能躲着打，当场就没了两个战友。更让士兵们寒心的是，前线和后方完全是两回事。瓦列里的战友安德烈被弹片划中左腿，他们用卫星电话叫医疗救援，那边说“救援不够，得排队”。这队排了三天，安德烈的伤口烂得发臭，最后是战友用烧红的刺刀消毒，硬生生把弹片挑了出来。后来安德烈才知道，他们守的地方被指挥部划成了“次要阵地”，补给和救援都先给了那些“关键阵地”，而那些所谓的关键阵地，不少都是指挥层在地图上画出来的。乌克兰作家安东·尼尔曼在文章里写过类似的事，他说前线士兵和后方人之间，早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基辅的公园里，常能看见缺胳膊少腿的老兵坐在长椅上抽烟，这些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成了后方人想躲开的存在。尼尔曼的母亲宁愿绕路，也不愿从公园穿过，她说看见那些老兵心里发慌。这种别扭，正好说透了前线和后方的状态——后方人在停电和防空警报里过着平常日子，前线人却在废墟里赌命。瓦列里和战友决定投降那天早上，把最后三发子弹留了下来，不是要自杀，是怕走出废墟时被流弹打到。他们用刺刀在铁皮上刻了“我们投降，别开枪”，和白旗一起举着。走出废墟前，所有人都对着阵地鞠了一躬，那下面埋着战友，也埋着他们一开始的那点士气。俄军士兵按战俘待遇给他们拿了吃的喝的，热汤端过来时，好几个人的手都在抖——他们已经四天没吃过热东西了。瓦列里喝着汤，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因为投降丢人，是想起了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他想，要是指挥部能早送点补给，要是救援能快一步，那孩子说不定还能活着见到妈。红军城的战场上，也有一样的事。那边的乌军被俄军围住后，指挥部照样下命令“死守”，却没说怎么增援、怎么撤退。乌军总司令亲自派了十一个特种兵空降，想在包围圈里建个落脚点，结果刚落地就被俄军全部消灭。这种明摆着送命的行动，没挽回战局，反倒让下面的士兵彻底明白，自己就是指挥层博弈时可以扔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