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盗用中国日旗。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制定的周礼中，就对国旗的使用有了明确法规“天子用常，日月为常”。天子旗帜称为常，也称大常，大常上有日月的图案。 这是华夏先民对旗帜等级和形制的最早定义，也是日旗最早的文字记载。 《左传》里还特意解释“三辰旗旗，昭其明也”，这里的三辰就包括太阳，说明日旗在古代不仅是权力象征，还承载着昭示光明、规范秩序的文化意义，这种系统性的旗帜制度，当时的日本连文字都还没成型，更别说制定什么旗帜规范了。 2014年陕西潼关税村发掘的隋代墓葬，给出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这座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隋代墓葬，墓道两侧的壁画上，92名羽林郎手持的四旒日旗清晰可辨，红底红日的形制和后来日本的太阳旗高度相似，这可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实物遗存，不是后世凭空杜撰的。 到了北宋，吴山东岳庙留存的宋真宗泰山祭天壁画，再次还原了中国日旗的经典形象，而明代绘画大师仇英的《临萧照中兴瑞应图卷》里，北宋末年康王赵构军营中日旗林立的场景，更是把日旗在军事和礼仪场合的广泛使用展现得淋漓尽致。 明代另一幅传世画作《出警入跸图》中，皇帝车辂后面悬挂的太常三辰旗，虽然加入了龙纹等元素，但太阳图案依然是核心标识，可见从周到隋、宋、明，中国日旗的传承从未中断，形制也一直保持着白底或红底配红日的核心特征。 反观日本，他们引以为傲的“日章旗”，直到1870年才由明治政府发布太政官布告，正式将其定为商船使用的旗帜，距离中国周礼记载的日旗已经过去了三千多年。 而真正通过《国旗国歌法》将其立法定为国家国旗，更是晚到1999年，这时候中国的日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了三十多个世纪。 日本在隋唐时期频繁派遣遣唐使，每次来中国都拼尽全力搜罗典籍、学习文化，从政治制度到衣食住行，几乎全盘照搬华夏文明。 仅江户时期，中国商船就向日本输入了6630种、5.6万部汉籍，其中就包括记载了日旗制度的《周礼》《左传》等典籍，很难说日本后来的日旗设计没有受到这些文献的启发。 中国古代的日旗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形成了完整的“九旗”体系，日旗作为天子专属的“太常”，是等级最高的旗帜，其他诸侯、卿大夫只能使用绘有龙、熊虎等图案的旗帜，这种严格的等级划分，在日本的旗帜文化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的传承。 明代仇英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辛丑本中，更是出现了三十余面形制各异的日月旗，有方形的、长方形的，底色有白有青，充分说明日旗在当时的民间和官方都有着广泛使用。 就连潮汕地区流传了150多年的民俗铜锣旗，也是白底配不规则红圈，虽然寓意是祈求平安，但形制上依然延续了中国古代日旗的核心元素，这足以证明日旗在中国是深入文化肌理的传统符号。 日本一直宣称自己是“日出之国”，却拿不出比中国更早的日旗证据。 他们早期的文献里，根本没有关于日旗的系统记载，直到13世纪内战时期，武士们才开始在军扇上绘制太阳图案，这比隋代墓葬壁画里的日旗晚了七百多年。 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商船才开始悬挂带有太阳图案的旗帜，但那时候中国的日旗已经在各种礼仪、军事场合使用了两千多年。 日本的日章旗就是在借鉴中国古代日旗形制的基础上，简单修改而成，他们既没有中国日旗背后三千年的文化积淀，也没有完整的历史传承脉络，不过是捡了华夏文明的一个边角料，就当成了自己的国家象征。 中国古代日旗的发展，从周礼的文字规范到隋代的实物壁画，再到宋明的绘画记载，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每个环节都有史料或考古发现支撑。 而日本的太阳旗，直到近代才匆忙定型、立法，其核心元素与中国古代日旗的高度重合，再加上中日文化交流中汉籍东传的历史背景，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毕竟三千多年的时间差摆在那里，中国日旗的文字记载、实物遗存、文化传承样样齐全，而日本的太阳旗除了近代的官方规定，再也找不到更早的根源，这种明显的借鉴痕迹，说一句盗用实在是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