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掌握15亿资产的“首富村”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带上一众保镖去市政府开会

1993年，掌握15亿资产的“首富村”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带上一众保镖去市政府开会。而一到场，他就被严阵以待的警察控制。禹作敏瘫坐在地，万念俱灰地说：“我费尽心机，还是失算了。” 天津市政府大楼外，几辆黑色轿车停下。带头下车的，是当时被全国媒体称作“首富村书记”的禹作敏。他神情镇定，身后跟着一群保镖。没人想到，这次会议，是他人生的终点。 警察早已在等。几分钟后，命令下达，保镖被控制，禹作敏也被按倒在地。外头的阳光照进走廊，地板反着光。他低下头，什么都没说。至此，大邱庄的“帝国”一夜坍塌。 事情的起点，并不在那间会议室，而是在几十年前那片盐碱地上。 禹作敏1930年生于天津静海大邱庄。那地方，风刮得直，土是白的。种庄稼，颗粒无收。他9岁丧父，靠放牛、拉货过活。后来念过夜校，能识几个字。靠着胆子和力气，他在村里出了名。 1960年，他当上生产队队长，领着人垒堤改地。1974年升任村支书时，大邱庄还穷得叮当响，人均收入才一百多元。那时的他认准一个理——“得靠工业，不能光种地”。 改革开放的风一吹，他抓住机会。村里东拼西凑，筹了点钱，建了个小钢铁厂。炉子简陋，工人白天炼铁，晚上装袋，火光映得天亮。他跑市场、谈生意、要贷款。几年后，第一桶金来了。 到1980年代中期，村里企业越来越多，从钢铁到机械，从运输到建材，什么都干。道路硬化，学校医院一应俱全。村民的房子一栋接一栋盖起来。大邱庄成了“全国学大邱庄”的典型，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写过表扬稿。 但随着财富堆起来，权力也变了味。禹作敏成了“说一不二”的人。他不再只是书记，更像一个“董事长”。大邱庄的集体经济，成了他个人的天下。 1989年，大邱庄的企业超过百家，资产数以亿计。那时的禹作敏，已经修起了办公大楼、别墅，出行有车队护送。他成立了保安队——名义上是维护秩序，实际上是他的私家武装。 村口有人看守，外人进村要报备。厂长经理多是他的亲戚或亲信，工人敢顶嘴，马上就被“请去谈话”。大邱庄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1990年，一起命案震动村内。副厂长与书记侄女起了口角，禹作敏下令“教训”，结果副厂长和其父被打死。村民私下议论，但没有人敢报警。那群行凶的人，还被他称为“英雄”。 1992年，外地考察团来访，与村民发生摩擦，被保安队扣下关押几个小时。这件事惊动了上级，但当时风头正劲，事情被压了下去。 同年11月，又有村民危福合在厂里被非法拘禁殴打致死。公安介入调查，却被保安挡在村口。禹作敏散布“外人干扰”的谣言，组织人手设路障、堵警车。连夜的灯光下，村口铁门紧锁。 权力到这一步，已经彻底失控。 1993年2月，天津公安再次行动。禹作敏的人马依然抵抗，甚至扣押民警，妨碍公务。天津市高层震怒，决定“引蛇出洞”。4月15日，一场名为“村务汇报”的会议在市政府召开。禹作敏接到通知，还特意带上保镖前往。他以为是汇报工作，却没想到门口的警察早已布控。 被带走那一刻，他从“首富村书记”变成了“犯罪嫌疑人”。罪名包括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等。 8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庭审两天。判决：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保安骨干及涉案亲属多名同案处理。大邱庄的企业被政府接管，保安队解散。 昔日光鲜的村口牌楼被摘下，写着“大邱庄模式”的横幅被撤走。村民们松了一口气，又陷入茫然——那个让他们致富的人，也让他们活在恐惧之下。 1994年，大邱庄由市县工作组接管，企业整顿。村民第一次拿到房产证，1800万平方米住宅分配完成。厂房恢复生产，焊管、钢管产品打出品牌。 1999年，禹作敏保外就医，不久因心脏病去世，终年69岁。他的家族逐渐淡出，大邱庄重新归于平静。 进入2000年后，大邱庄企业私有化比例超过八成，村集体转为股份合作制。道路绿化、环保设施完善，工厂烟少了，天空亮了。 那座曾经的“首富村”，如今已不再是新闻焦点，但人们仍记得那个名字。禹作敏的兴衰，被写入法治教材，也成了无数乡镇干部培训时的反面案例。 他用二十年让村庄暴富，又用权力把它推向深渊。大邱庄的故事，最终告诉所有人： 财富能改变命运，但权力若无约束，再富的村，也会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