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为何两位相隔两百余年的历史人物，会在千年后被如此鲜明地对比？ 战国末年的华夏大地，正被诸侯割据的战火炙烤了数百年，苍生在分裂的阵痛中盼望着统一的曙光。 嬴政亲政后，以铁腕扫平六国，用十年时间终结了纷争，在咸阳宫前竖起了“皇帝”的新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由此诞生。 而早他两百余年的孔丘，正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推行“仁”与“礼”的治世理想，在诸侯争霸的现实中屡屡碰壁。 面对幅员万里的帝国，嬴政没有沿用周室的分封旧制，而是采纳李斯之策，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郡县官吏由中央任免，这张由中央直达乡里的治理网络，让统一的政令如血脉般贯通全国。 那时的文字，齐地的“马”字如奔兽，楚地的“马”字似飞鸟，官府文书往来，需数十名译吏方能解读；嬴政令李斯以秦篆为基创制小篆，又在民间催生出更简便的隶书，当泰山刻石上的统一文字被工匠凿刻时，不同地域的人们终于有了共同的书写符号。 毛主席少年时曾在私塾叩拜孔子牌位，熟诵“四书五经”，成年后两赴曲阜，既看过孔庙的“万世师表”匾额，也洞悉了儒家思想中等级秩序的烙印。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思想从民间学说跃升为王朝正统，科举制的“学而优则仕”让儒家经典成为仕途敲门砖，却也让其在历代统治者的改造中逐渐失去了原初的鲜活。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被骂作“文化浩劫”——那些被焚烧的竹简中，或许藏着六国的珍贵典籍；但他统一的文字，却让后世虽有战乱分裂，文明的火种始终能凭借同一种书写延续。 那么，孔夫子的“被不赞成”，是否意味着其思想毫无价值？ 并非如此。毛主席的“不赞成”，指向的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儒家思想的僵化——当“三纲五常”成为禁锢人性的枷锁，当“天不变道亦不变”阻碍社会变革时，这种思想便成了前行的阻力。 他的郡县制，虽在秦末曾被短暂废弃，却在汉代以后成为历代王朝的标配，直到今日的行政区划仍可见其影子；统一的度量衡让商贾不再为“斗”“斛”的差异争执，国家税收有了精准的标尺，这种务实的治理智慧，比空谈“仁政”更能在乱世中安邦。 而孔子的“仁”“礼”，在春秋乱世是对秩序的呼唤，在后世是对道德的坚守，只是当这种思想被捧上神坛，失去了与现实的互动，便成了“食古不化”的教条。 两千多年来，秦始皇与孔子，就像历史长卷上的两道印记，一道是大刀阔斧的变革，一道是润物无声的教化；前者打破旧秩序，后者构建新规范，却都在时光流转中显现出两面性。 毛主席的评价，恰似一把历史的手术刀，精准剖开了治国理念的本质——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只有适配时代需求的方略。秦始皇的“好”，好在他结束分裂的魄力；孔夫子的“局限”，局限在特定阶段的适用性。 今天回望，秦始皇的统一之功如长城般巍峨，却也带着焚书的烟尘；孔子的思想如黄河般绵长，却也有淤塞的时刻。 真正的历史智慧，正在于既看见长城的雄伟，也记得烟尘的呛人；既饮黄河的甘泉，也疏浚淤塞的河道——在传承中革新，这或许就是毛主席辩证思维留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