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钱大钧就任保定行营主任，他花钱如流水，开支动辄数万，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1933年是个什么光景？长城抗战刚刚打完，华北局势那是乱成了一锅粥。日本人虎视眈眈，各路军阀心怀鬼胎。这时候，蒋介石把钱大钧派到保定去当行营主任，兼任编练处处长。这可是个肥差，更是个要害部门，手里握着五个军的指挥权，跟坐镇北平的何应钦几乎是平起平坐。 蒋介石原本的算盘打得挺好：钱大钧是黄埔建军的元老，是自己的“八大金刚”之一，忠诚度没得说，派他去华北，既能替自己看着那一帮杂牌军，又能整顿防务。 可老蒋万万没想到，钱大钧这一去，防务整没整顿好另说，这“排场”是先摆足了。 钱大钧这人，长得是一表人才，相貌堂堂，书画双绝，写得一手好颜体，但他骨子里就是个讲究享受的旧官僚。一到保定，他立刻就把那种“艰苦奋斗”的军人作风抛到了九霄云外。他虽然驻扎在保定，但家眷和豪宅都在北平。为了让自己舒服点，他专门给自己弄了一趟特备专车。 您各位听听，那时候那是打仗的年代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他钱主任每天坐着专列，带着他那位美艳的二夫人欧阳生丽，在北平和保定之间来回穿梭。这火车一开，烧的可都是真金白银。 更让蒋介石窝火的是他在行营里的开销。 当时的保定行营，名义上是为了协调华北各路军队，实际上成了钱大钧搞“公关”的交易所。他手里握着一项权力——特别费。这笔钱本来是用于紧急军务或者情报工作的，到了钱大钧手里，全变成了“人情费”。 那时候各路杂牌军将领来保定述职，钱大钧为了拉拢关系，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这个“中央大员”的豪气，那是大手一挥，见面礼动辄就是成千上万的大洋。比如那个著名的“盗墓将军”孙殿英来的时候，钱大钧不仅好酒好肉招待，还以“馈赠将领”的名义，大笔一挥就批出去几万块。 这孙殿英也不是省油的灯，投桃报李，反手就送给钱大钧好几张名贵的紫貂皮。这两下一倒手，国家的军费变成了私人的人情，私人的回扣又进了钱大钧的腰包。 这种搞法，很快就在保定行营内部传开了。底下人看着长官这么捞，自然是有样学样。据后来的档案披露，钱大钧在保定任上，光是这一项不清不楚的“特别费”，就贪污了十万大洋不止。这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十几块大洋，十万块，够买多少条命？ 咱们得说一句公道话，钱大钧这种“花钱如流水”的作风，并不全是用来挥霍，他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养威”。他觉得在这个乱世里，想要镇得住那帮兵油子，你就得比他们更有钱、更气派。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这钱是蒋介石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 很快，告状信就像雪片一样飞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蒋介石这人，虽然自己也搞独裁，也搞金钱政治，但他最恨手底下的人吃相难看。尤其是钱大钧这种嫡系心腹，竟然在眼皮子底下搞这种“崽卖爷田心不疼”的事儿，让他觉得特别没面子。据说当时蒋介石看到账单，气得拍了桌子，大骂娘希匹，下令要严查。 按理说，这贪污军费在战时是死罪。可事情查实了之后，结局却很耐人寻味——蒋介石只是把钱大钧撤了职，并没有真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为什么？这就得聊聊国民党官场那个奇葩的生态了。 首先，有人保他。何应钦这些大佬们都出来求情，说钱大钧虽然手脚不干净，但那是为了“联络感情，安抚杂牌”，属于“工作方法问题”。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蒋介石需要钱大钧这种“家奴”。 钱大钧对蒋介石，那确实是有一种近乎愚忠的服从。虽然他贪财，好色，但在关键时刻，他是真敢拿命去填的。这就不得不提后来的西安事变。 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当时枪声一响，侍卫们乱作一团。钱大钧就在蒋介石身边，他没有自己逃命，而是冲上去掩护蒋介石。结果怎么样？被东北军的子弹一枪打穿了胸部，流弹贯肋穿肩，血流得满地都是。 后来宋美龄去西安救夫，专门去医院看望钱大钧。那时候钱大钧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这让蒋介石夫妇大为感动。 也就是这一枪，成了钱大钧后半辈子的“免死金牌”。 咱们回过头来看1933年保定那档子事儿，虽然当时蒋介石很不满，把他撤了，但你会发现，钱大钧的仕途根本没受实质性影响。没过多久，他就又复出了，而且官越做越大，甚至后来还管上了航空委员会，那是全中国油水最足的部门。 钱大钧在保定行营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一个缩影。他不仅是在花钱，更是在透支国民党政权的信用。他那一趟趟往返于北平和保定的专列，拉的不仅仅是他的娇妻美妾，更是那个政权走向崩溃的必然。 到了晚年，钱大钧逃到台湾，虽然挂着个战略顾问的虚衔，日子过得倒也安稳，一直活到了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