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醉到香港看望前妻栗燕萍。临近见面前，她慌张地跟现任丈夫交代：“一会他可能要打我，你不要管，这都是我应得的！”可见面后，沈醉并没有动手，说了一番话让栗燕萍泪如雨下。 说起这次见面，那是1980年的春天。那时候大陆和香港虽然还没完全放开，但特殊的探亲渠道已经有了。此时的沈醉，身份早就变了，他是政协文史专员，那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沈处长”，变成了一个爱写回忆录、笑呵呵的老头。 可栗燕萍心里过不去那个坎。 咱们得把时间轴拉回到1949年。那一年的昆明，乱成了一锅粥。沈醉当时是国民党游击司令，那是被蒋介石留下来“断后”的。说白了，就是个弃子。沈醉被扣押后，为了保全家人，他把母亲和妻子栗燕萍送上了去香港的飞机。当时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一别，可能就是永远。 栗燕萍那时候多难？她本是上海的阔太太，十指不沾阳春水。到了香港，人生地不熟，还得拉扯一大帮孩子。最要命的是，没过多久，那个混乱的年代里传来了假消息——沈醉被枪决了。 这个消息对栗燕萍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家里没了顶梁柱，积蓄很快花光。为了活下去，为了给孩子们一口饭吃，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唐如山出现了。 唐如山以前也是国民党的军官，当过团长。他对栗燕萍那是真好，不嫌弃她带着一堆孩子，也没什么大本事，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代，这种“搭伙过日子”的温情，是栗燕萍唯一的救命稻草。所以，她改嫁了。 你若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她“不守妇道”，那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生存面前，尊严有时候真的得往后排。 可命运这东西，最爱捉弄人。沈醉没死。 他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待了十几年，1960年被作为第二批战犯特赦了。重获自由后的第一件事，沈醉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妻儿的下落。当他终于联系上香港那边时，收到的却是前妻改嫁的消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沈醉当时的心情。他在回忆录里没怎么大肆渲染这份痛苦，但作为一个男人，心里的苦涩肯定是有的。但他同时也明白，是自己这个“战犯”身份拖累了家人，是他没能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时间一晃到了1980年。沈醉终于有机会去香港探亲。 栗燕萍之所以让现任丈夫唐如山“别管”，是因为她心里有愧。她觉得自己背叛了感情，背叛了那个曾经在南京军官学校泳池边救起她的英雄。她甚至觉得，沈醉打她一顿，她心里反而能好受点。 那天，在九龙塘的一家茶楼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沈醉走上楼梯，看见了满头白发的栗燕萍，也看见了站在她身边的唐如山。 沈醉没有动手，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有。 他快步走上前，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他越过栗燕萍，紧紧握住了唐如山的手，动情地说了一句话：“老唐，谢谢你！谢谢你替我照顾了燕萍和孩子们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你，她们母子恐怕早就饿死街头了。” 这一句话，直接让栗燕萍泪如雨下。 这一刻，沈醉不再是那个心狠手辣的军统少将，而是一个通透、慈悲的长者。他把自己放在了“亏欠者”的位置上，把唐如山放在了“恩人”的位置上。这一握手，把三十年的隔阂、猜忌和愧疚，统统都握碎了。 沈醉这番话，高明在哪里？高明在他看透了人生的本质。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活着才是最大的胜利。唐如山给了他妻儿一条生路，这就是天大的恩情。至于所谓的“夺妻之恨”，在生死存亡面前，显得太轻太轻了。 后来那几天，沈醉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三个人——前夫、前妻、现任丈夫，居然相处得特别融洽。沈醉和唐如山甚至还成了好朋友，两人经常一起喝茶聊天，聊过去的战事，聊现在的变化。 沈醉对栗燕萍说：“以后咱们就是亲兄妹。”这句话，彻底卸下了栗燕萍心头的大石。她不再是那个背负道德枷锁的“罪人”，而是被两个男人共同呵护的亲人。 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不小。很多人都说沈醉“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大彻大悟。 沈醉晚年常说一句话：“恨比爱容易，可原谅别人，才真正放过了自己。”他在功德林改造那些年，读了很多书，也想通了很多事。他知道，时代的灰尘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栗燕萍扛住了这座山，虽然姿态狼狈了点，但她没有趴下，这就值得尊重。 沈醉的选择，给咱们现代人也上了一课。 现在咱们动不动就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儿闹离婚、撕破脸，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看看沈醉，那可是真的“妻离子散”，还要面对“鸠占鹊巢”的现实。可他选择了包容，选择了感恩。这不仅仅是风度，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抓着仇恨不放，手也会被割破；懂得放手，才能腾出手来拥抱新的生活。 沈醉晚年过得很安详，写书、会友、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里发挥余热。而栗燕萍在香港，虽然清贫，但也心安理得地走完了余生。那个1980年的春天，九龙塘茶楼里的那次握手，成了他们三人晚年最温暖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