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不夸张地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这是全球实践经验的真实总结。 癌症晚期、渐冻症以及重度残疾患者的痛苦往往是难以言喻的，然而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允许医生直接结束患者生命的却仅有少数。 当我们谈论安乐死时，首先会想到癌症晚期患者蜷缩在病床上的剪影——止痛药泵的滴答声里，他们被癌痛啃噬得体无完肤，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肋骨的痉挛。 这样的画面催生了"尊严死"的朴素愿望：让无法承受的痛苦在医学干预下平静终止。但现实中的安乐死合法化，却像一面凹凸镜，照出了医疗体系最残酷的褶皱。 加拿大的阿米尔·法苏德是个典型标本。这个靠每月1200加元救济金生活的中年人，在交完690加元房租后，每天伙食费只剩7美元。 当他住的公寓被出售，医院给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住房援助，而是安乐死申请——理由是"无法忍受的痛苦"。这个案例撕开了温情脉脉的政策面纱：当社会安全网千疮百孔，安乐死就成了最廉价的救济。 在加拿大，等待普通手术平均需要22周，骨科手术超过一年，精神科更是一号难求，医疗系统的崩塌让"死亡选项"变得触手可及。 那些被疼痛、贫困、孤独三重枷锁困住的人，不是在选择死亡，而是被生存成本逼到了悬崖边。 政策的滑坡效应远超想象。2016年加拿大C-14法案最初仅限"自然死亡可预见"的患者，2021年C-7法案就删除了这一限制，允许长期病患甚至残疾人申请。 更令人窒息的是，2023年数据显示，加拿大安乐死案例中96%是白人，贫困地区的安乐死率是富裕地区的3倍。 这不是偶然，当残奥选手克里斯蒂娜·高蒂尔为无障碍坡道奔波五年未果，政府工作人员却建议她"考虑安乐死"时，制度性歧视已昭然若揭——在决策者眼中，某些生命的存续成本，早已超过了他们的社会价值。 医疗体系的异化更为隐秘。温哥华有医生9年执行430例安乐死，将"协助死亡"视为职业成就；蒙特利尔的医学院里，安乐死操作被当作"技术"传授。 当"送死"成为标准化医疗程序，当器官捐献与安乐死形成利益闭环，弱势群体的生命就变成了可计算的医疗资源。 那些躺在病床上的穷人，可能在昏迷中被注射器官保存剂，他们的"自愿"，不过是医保账单上最划算的选项。 加拿大安乐死合法化七年间，申请人数暴涨15倍，2023年占全国死亡人数的5%。这些冰冷的百分比背后，是54岁的单亲母亲因付不起护理费选择安乐死，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医院走廊签署同意书，是89岁老人因子女负担不起照护费被"建议"死亡。 社会保障的缺位，让死亡成了最便捷的减压阀——政府不用投资姑息治疗，医院不用扩建安宁病房，家庭不用面对长期照护的经济压力，所有矛盾都在一针药剂中"解决"。 而这不是个例。法国2025年安乐死立法通过后，姑息关怀覆盖率不足30%的现实，让政策沦为空中楼阁；哥伦比亚的双轨制安乐死，让富人花2000美元就能定制死亡，穷人却要在官僚系统中反复碰壁。 当荷兰的养老院开始用"安乐死套餐"吸引预算有限的老人，当瑞士的"尊严死"机构成为穷人的跨国终点站，我们不得不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闸门一旦打开，首先冲走的就是最无力抗争的群体。 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声音，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真正的"尊严死"需要两个前提——充分的医疗保障和毫无胁迫的选择环境。 在加拿大，65%的安乐死申请者曾因经济问题放弃治疗；在法国，70%的晚期患者从未接触过姑息关怀。 当止痛药需要排队购买，当照护床位一床难求，所谓的"自愿"不过是别无选择的妥协。穷人不是在选择死亡，而是被贫困、疾病、冷漠的社会系统联手谋杀。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对安乐死保持谨慎。不是否定个体的痛苦，而是害怕打开潘多拉魔盒后，"死亡的自由"会异化为"生存的逼迫"。 当医院的走廊里回荡着"要不要考虑安乐死"的询问，当社区的公告栏贴着器官捐献与安乐死的联动广告，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生命的敬畏，更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良知，保护弱者，而不是计算他们的死亡成本。 禁止安乐死，本质上是在守护一条底线：任何生命的价值，都不该被经济状况称量，任何痛苦的终点，都不该是制度性的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