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两名卧底夫妻假戏真做结为真夫妻，妻子牺牲后丈夫一生未娶，7年后原本牺牲的妻子竟找上门来……
谁能想到，这对在敌占区用生命互托后背的年轻人，七年间竟隔着两座“墓碑”活着？
1947年牡丹江的报社，王新手指抚过报纸上“王士光”三个字，照片里的人眼角有颗痣，和七年前月台上那个说“把电台守好”的青年重合。
她攥着报纸就往火车站跑，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走了三天，站在哈尔滨某机关宿舍门口时，鞋跟都磨平了。
1938年的天津，日伪特务的测向仪像狼狗一样嗅着电波，组织需要一对“夫妻”作掩护——一个能让电台在敌人眼皮底下安静呼吸的技术高手，一个能把情报藏进生活褶皱里的联络尖兵。
王士光那时刚从清华电机系带着零件箱南下，这个出身北洋官员家庭的少爷，早把优渥日子摔在身后。北大数学系的课本还没焐热，就扎进清华无线电实验室，抗战爆发时背着真空管和线圈满街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让延安的声音穿透封锁。
王新刚把一份重要情报缝进棉袄内衬，15岁入党的山东姑娘，比王士光小六岁，却把情报工作玩成了艺术。包菜叶子背面写密码，发报时哼着小调打掩护，岗哨盘问就递上绣着兰花的手帕——那手帕角其实藏着联络点方位。
两人在英租界62号路那栋小洋楼前第一次见面，门牌上“吴厚和、黄慧”的名字像一层薄冰，底下是滚烫的信仰。
发报机被巧妙嵌进衣柜夹层，天线从烟囱管引出去，王士光每次开机前都要摸三遍那盆栀子花——花瓣朝东是安全，朝西就得立刻停。
有次机器突发杂音，王新正晾衣服，猛地扯下三根晾衣绳，王士光秒懂“有特务靠近”，抱着机器滚进床底，连螺丝刀掉地上都没敢捡。
不是一见钟情，是某个暴雨夜。王士光发报时中暑晕倒，王新拿酒精给他擦手心，发现他后颈有块烫伤疤——是组装第一台电台时被烙铁烫的。“疼吗？”她问。“当时想着能多传一条消息，就不疼了。”那天后，两人在窗台摆了两盆月季，一盆是他的，一盆是她的，开花时就代表“这周安全”。
1940年秋，天津租界局势突变，日军计划“清剿”英租界，组织命令王新带一份加密地图撤往山东。月台上风大，王新把儿子的虎头鞋塞给王士光：“等打完仗，给孩子穿。”他攥着鞋，看着火车钻进晨雾，直到汽笛声变成耳鸣。
王新在突围中左腿中弹，老乡用门板抬她进山，昏迷时总喊“关电台”。伤好后听说“吴厚和在转移电台时牺牲”，她把虎头鞋烧了，改名“王新”，意思是“重新活一次”。
王士光收到“黄慧牺牲”的消息时，正在组装新电台，烙铁“滋啦”烫穿了线路板，他盯着那团焦黑，说：“我等她。”
王士光开门看见她，愣了半晌，从口袋摸出皱巴巴的烟盒。“可以抽烟吗？”他问。
王新接过烟，打火机的火苗在两人之间跳了一下，七年的空白，在烟雾里慢慢舒展。
后来他们把家安在北京，王士光带着团队造雷达、搞计算机，王新在机关管档案，办公室抽屉里总备着他爱喝的浓茶。
退休后回天津，老洋楼早拆了，他们就在附近租了间平房，王士光修旧收音机时，王新就在旁边择菜，阳光透过窗棂，把两人的影子叠在墙上，像当年在阁楼里那样，一个调机器，一个望风。
2003年王新走时，王士光把她的骨灰撒在62号路老槐树下。
第二年清明，他让人把自己的骨灰也撒在那儿。
春风吹过，槐花簌簌落下来，像极了当年王新晾在绳子上的白衬衫，在英租界的阳光下，晃得特务睁不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