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对夫妻被带走，临走前把6个孩子托付给47岁的保姆高玉清，10年过去，当夫妻二人推门而入之时，眼前的一幕令他们感动！
1976年秋天的北京，门轴转动的吱呀声里，刘致台和许曼云看见六个孩子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站成一排，桌上的玉米粥还冒着热气。
高玉清正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都在，没丢。”
十年前那个夏天，她也是这样站在门口，一手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女儿，一手接过刘致台递来的钥匙。“保险柜里没什么值钱的，”许曼云声音发颤，“就是孩子们的出生证明。”
高玉清把钥匙塞进蓝布衫口袋，指甲缝里还沾着早上擦桌子的灰。北大教授夫妇要去河北高阳劳改的消息像块石头砸进院子，她没哭，只点头：“您放心。”
从那天起，菜市的晨光里多了个弯腰捆菜的身影。她给人洗床单，肥皂沫漫过手腕；蹲在路灯下缝布鞋，针脚歪歪扭扭却密密麻麻——每双鞋的鞋帮里都垫着她捡来的旧报纸，“软和，不磨脚”。
晚上煤油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棵弯着腰的老槐树。她不认字，却盯着孩子们的作业本：“字得写直，像人站着一样。”小女儿写“妈”字少了一点，她就捏着孩子的手，在草稿纸上画三十遍。
最冷的那个冬天，米缸见底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楚。她摸出枕头下的翡翠手镯，绿得像开春的柳叶——那是她当闺女时娘给的念想。天没亮她就揣着手镯去了王府井，换回二十块钱和三十斤粮票。
“添的救济。”她对孩子说，却把邻居给的鸡蛋偷偷埋进他们的粥碗。后来小儿子翻旧箱子，看见张褪色的寄卖行收据，才知道那手镯换了一家人的冬天。
北京西城区的民政档案里，1968年的记录写着“高玉清，49岁，照料六名未成年人，收支基本平衡”。谁也没问过她“收支”怎么平衡——她每天只吃两顿，早上喝稀粥，晚上啃干窝头，省下的粮票都塞进孩子书包。
有次她踩着板凳换灯泡，摔下来磕破了头，血顺着额角流进眼睛。她拿手抹了把，笑着说“没事”，第二天照样推着板车去菜市。后来孩子们发现，她枕头下总放着一小包止血粉，是拿缝十双布鞋的工钱买的。
“她一个月挣的钱够六张嘴吃饭吗？”邻居王大妈劝过她，“六个孩子，你图啥？”她不说话，只是第二天照样把热乎的红薯揣进孩子书包。
1976年秋天，许曼云摸着孩子袖口整齐的针脚，突然想起十年前高玉清说“您放心”时，眼里的光比煤油灯还亮。
当年年底，户口本上多了行字：“家庭成员，高玉清”。孩子们开始叫她“高妈妈”，声音脆得像刚摘的枣。
晚年的高玉清患了脑溢血，最小的女儿刘健鸣提前退休，每天给她擦身、读报。轮椅上的高玉清不太说话，却总攥着那个保险柜钥匙——锁早就锈死了，钥匙却被她磨得发亮。
有些承诺，不是说在嘴上，是缝在衣服里、埋在粥碗里、刻在孩子的脊梁骨上。她没读过书，却教会孩子们什么是“家”；她没留下遗产，却让六个孩子长成了她当年期望的样子——站得笔直，心里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