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女牢诊病，一个女犯突然摔倒在地，刘石人下意识地去扶她，下一秒却愣住了，因为对方竟塞给他一个纸团。 刘石人指尖触到纸团的瞬间，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那纸团被攥得温热发潮，边缘磨得毛糙，显然在手里藏了许久。女牢里弥漫着霉味和消毒水混合的气息，铁窗透进来的光线昏暗，看守正背对着他们抽烟，烟雾顺着铁栏杆飘进来，呛得人喉咙发紧。他低头扶人的动作没停，手指却飞快地将纸团塞进白大褂的内袋，指尖摸到口袋里藏着的听诊器，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他勉强镇定下来——行医二十年，他救过伤兵、治过百姓，却从未像此刻这样，觉得自己的双手正托着千斤重量。 这个女犯他有印象。编号37，名叫李玉梅，上个月被押进来的，据说参与了地下党活动。她总是低着头，头发遮住大半张脸，手腕和脚踝的镣铐磨出了血痕，却从来没像其他犯人那样哭哭啼啼。前几天刘石人来巡诊，看到她趴在地上写什么，被看守发现后狠狠踹了一脚，作业本被撕得粉碎，她却咬着牙没哼一声。此刻她靠在刘石人胳膊上，抬眼的瞬间，他看清了那双眼睛——布满红血丝，却亮得惊人，像暗夜里不灭的星火。“医生，我头晕得厉害……”她声音压得极低，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紧张。 回到值班室，刘石人反锁房门，手抖着展开纸团。字迹是用烧黑的木炭写的，笔画歪斜却有力，上面只有三行字：“西牢三号房有三位同志染痢疾，缺磺胺。东北角围墙外有老槐树，今夜子时接头。” 他盯着“磺胺”两个字，心沉了下去。1948年的北平，国民党对进步人士关押的监狱管控极严，药品更是紧俏物资，磺胺这类抗菌药被列为“违禁品”，一旦查出私藏，轻则关禁闭，重则按通共论处。可他想起李玉梅那双眼睛，想起三天前巡诊时，看到西牢三号房的犯人蜷缩在草堆里，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其中一个已经烧得昏迷不醒。 刘石人不是没有犹豫过。他祖籍山东，抗战时全家逃难到北平，父亲是中医，临终前嘱咐他“医者仁心，不分党派”。抗战胜利后，他被强征到这座监狱当狱医，亲眼见过看守对犯人的酷刑，见过进步青年被打得皮开肉绽仍高唱国歌，也见过不少像李玉梅这样的女同志，明明年纪轻轻，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坚韧。上个月，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因为传递传单被抓进来，受尽折磨后奄奄一息，刘石人偷偷给她塞了止痛药，小姑娘临死前拉着他的手说：“医生，我不怕死，就怕看不到新中国成立。” 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让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当天下午，刘石人以“采购常用药品”为由，向监狱长申请外出。看守跟着他跑了三家药店，都被告知磺胺缺货——其实他早就打听好，只有城南一家私营药店偷偷售卖，只是价格高得惊人，而且要冒风险。他把自己攒了半年的薪水全拿出来，老板盯着他看了半天，才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小瓶磺胺，压低声音说：“刘医生，这东西沾手就惹麻烦，你可想好了。” 刘石人攥着药瓶，手心全是汗，只说了一句：“有人等着救命。” 夜里的监狱格外安静，只有巡逻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刘石人值夜班，借着巡诊的名义，绕到西牢三号房。看守靠在门框上打盹，他快速将药塞进其中一个犯人手里，低声说：“按说明吃，每天三次。” 那犯人睁大眼睛，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他摇摇头，转身快步离开。子时一到，他借口去厕所，绕到东北角围墙外。老槐树下站着一个穿黑布衫的男人，看到他来，递过来一个布包：“李同志让我谢谢你，这是组织给你的一点心意，还有下一步的联络方式。” 刘石人没接布包，只说：“药送到了，以后有需要，只要我能做到，绝不推辞。” 从那天起，刘石人成了监狱里秘密的“补给员”。他借着巡诊的机会，传递情报、运送药品、给受刑的同志处理伤口。有一次，李玉梅因为拒绝透露组织信息，被打得浑身是伤，刘石人给她包扎时，看到她背上的伤口血肉模糊，忍不住红了眼眶。她却笑着说：“刘医生，这点伤不算什么，等革命胜利了，我还要去看看天安门呢。” 刘石人别过脸，不敢让她看到自己的眼泪——他不知道这场斗争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这些同志能不能等到胜利的那天，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坚持下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监狱被接管的那天，李玉梅和其他幸存的同志走出了铁牢。她在人群中找到刘石人，深深鞠了一躬：“刘医生，谢谢你，是你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希望。” 刘石人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看着远处升起的红旗，突然明白，自己做的不仅是医者的本分，更是一个中国人对家国的坚守。那些藏在白大褂里的纸团、深夜传递的药品、暗中的相助，都是黑暗中微光，汇聚起来，便照亮了通往光明的道路。 刘石人用自己的医术和勇气，在特殊的年代里书写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让我们看到，信仰的力量可以跨越恐惧，医者的仁心能够对抗黑暗。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普通人，默默奉献、勇敢担当，才换来了如今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