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被发现，可他却瘫痪在床，时日无多，公安机关陷入两难，彭真指示：“剩一口气也要抓！” 追凶要从 1949 年 2 月说起。当时北平刚解放，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带着民警接管功德林监狱，一间昏暗的库房里，那具蒙着厚厚灰尘的绞刑架让所有人停住了脚步。 留用的旧警察嗫嚅着说出真相：“这东西，当年绞死过李大钊先生，之后就没再用过。” 朱文刚的拳头瞬间攥紧，他当即下令看管好物证，骑车直奔市局汇报。正是这具沾满先烈鲜血的刑具，让公安机关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当年的刽子手绳之以法，告慰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的在天之灵。 接管工作刚结束，市局就成立了专案组，调查科侦察员温振海牵头梳理敌伪档案。堆积如山的卷宗里，一份1927年的授奖文书揭开了关键线索——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中，因“抓捕共党首领李大钊有功”，被张作霖授予“文虎勋章”。 这四个名字，成了追凶名单上的核心目标。可彼时全国刚解放，反革命分子四处潜伏，这四人早已改名换姓，踪迹全无。 专案组跑遍了北平的大街小巷，走访了上千名知情人，哪怕是一点模糊的线索都不肯放过。侦查员们常常揣着两个烧饼就出门，渴了喝几口凉水，饿了就蹲在路边啃饼，深夜回到办公室还要对着地图标注疑点。 有老警察回忆，当年为了核实一个疑似吴郁文的线索，他们在胡同口蹲守了整整七天七夜，冻得手脚发麻也不敢挪动，就怕错过关键时机。 转机出现在1951年6月，铁道部公安局转来一封举报信，中统特务阎振郎供出：“吴郁文化名吴博斋，藏在鼓楼湾一带。” 温振海带着队员立刻前往排查，在旧鼓楼大街4号院，他们找到了这个化名隐居的凶手。 推开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曾经气焰嚣张的侦缉处长，此刻瘫在土炕上，言语不清，浑身枯瘦如柴，医生诊断说他中风多年，时日无多。 抓捕还是放弃？专案组陷入了两难。有人觉得，凶手已经成了废人，抓来也活不了几天，何必大费周章；可更多人想起了李大钊先生就义前的情景——敌人用了电椅、老虎凳，甚至拔去他的指甲，他却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自述》里写下“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誓言。 这份两难很快上报到彭真那里，他的回复斩钉截铁：“剩一口气也要抓！” 这不仅是为了告慰先烈，更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让所有反革命分子知道，欠下的血债，无论过多久都必须偿还。 民警们用担架将吴郁文抬回了公安局，审讯时，这个曾经的刽子手起初还想抵赖，可当卷宗里的授奖文书、证人证词摆在面前，他终于低下了头，供述了当年带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的全部罪行。 他承认，为了邀功请赏，他亲自制定抓捕计划，还在狱中对李大钊施用酷刑，最终看着烈士走上绞刑架。1951年，人民法院根据其罪行，依法判处吴郁文死刑，这个血债累累的凶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吴郁文的落网，让其他凶手陷入了恐慌。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当年因心狠手辣被称作“雷锤子”，他化名“了明禅师”，跑到上海以算命为生，还镶了金牙、带了块前清皇帝赏赐的金挂表，企图掩人耳目。 1952年，上海警方收到举报信后，侦查员鲁全发假扮看相的顾客，敲开了他的房门。当鲁全发假意询问时间，亲手摸到那块金灿灿的怀表，看到他笑时露出的金牙，瞬间确认了身份。 抓捕当晚，雷恒成还在狡辩“只是执行命令”，可面对日伪任命状、德国军刀等罪证，他最终哑口无言，1953年被依法枪决。 剩下的陈兴亚和蒲志中，也没能逃脱正义的制裁。陈兴亚逃到上海后，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蒲志中见同伙接连落网，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可他参与“军法会审”、判处李大钊死刑的罪行确凿，最终同样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追凶三年，跨越南北，办案民警们用脚步丈量线索，用执着捍卫正义。鲁全发后来回忆，当年办案常常一天没饭吃，去郊区就揣几个烧饼，睡觉时间少得可怜，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抓住凶手，告慰先烈。 ” 他们的努力，不仅为李大钊等革命志士讨回了公道，更向世人证明，任何背叛国家、残害忠良的行为，都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先烈用生命铺就了民族解放的道路，他们的牺牲不是终点，而是后人捍卫正义的起点。彭真的那句“剩一口气也要抓”，不仅是对凶手的震慑，更是对先烈的承诺，对法律的坚守。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