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那天的北京还带着初春的料峭寒意，王承书出门前，还笑着给丈夫张文裕递了块刚蒸好的红薯，叮嘱他“记得接儿子放学”。张文裕以为妻子只是去实验室处理常规课题，没多想，可直到天黑透，儿子都从学校回来了，也没见她的身影。他先去了北大的实验室，门锁着，问了值班的同事，说下午就没见王老师回来；又去了她常去的资料室、教研室，都空无一人，连她常用的保温杯都没带走。 张文裕的心瞬间沉了下去，他发动了所有亲友，从海淀到西城，从学校到家里的老胡同，几乎翻遍了北京城的角角落落，报警后警方也排查了所有可能的线索，却始终没有王承书的消息。儿子那时才刚上小学，每天放学都趴在门口等妈妈，攥着画好的全家福问“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张文裕只能红着眼眶哄孩子“妈妈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很快就回来”，可这话他自己都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兑现。 没人知道，王承书是在那天中午接到了国家二机部的秘密调令。当时我国的原子弹研发正卡在铀浓缩技术的关键环节，急需顶尖的核物理专家攻关，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选中了曾在美留学、在气体扩散领域有深厚造诣的王承书。找她谈话的领导开门见山：“这项任务需要你隐姓埋名，不能和家人联系，不能再出现在公开场合，甚至不能留下任何个人成果署名，你愿意吗？” 王承书几乎没有犹豫就点头了。她1956年放弃美国的优渥生活，冲破重重阻碍回国，为的就是能给祖国的科研事业出力。只是她没想到，这一别会如此仓促，连和家人道别的机会都没有。坐上前往西北戈壁的专列时，她透过车窗看着渐行渐远的北京城，悄悄抹掉了眼角的泪，手里紧紧攥着的，是出门前没来得及递给儿子的奶糖。 戈壁的条件比想象中更艰苦，没有窗明几净的实验室，只有临时搭建的土坯房；没有先进的仪器，很多数据要靠手工演算；常年风沙漫天，刚洗完的衣服晾出去，转眼就蒙一层灰。王承书和同事们挤在大通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饿了啃干粮，渴了喝盐碱水，她的眼镜片不知被风沙划了多少道痕，手上也因长期接触实验器材磨出了厚厚的茧。 铀浓缩技术是原子弹研发的核心难题，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王承书带着团队从零开始，一遍遍推导公式，一次次调整实验参数，好几次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实验室，醒来喝口盐水又接着干。有次实验数据出现偏差，她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趴在演算纸上找问题，直到熬出满眼血丝，才终于揪出了仪器校准的细微误差，为后续的技术突破扫清了障碍。 戈壁的风沙和常年的超负荷工作，在王承书身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她本是北大校园里气质温婉的女学者，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却在戈壁的烈日和风沙里熬白了头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许多，连说话都带着风沙磨出来的沙哑，和当年那个抱着书本的才女人判若两人。这十几年里，她不是没想过家人，深夜累得瘫在椅子上时，总会摸出贴身放着的全家福，看着丈夫和儿子的笑脸，默默给自己打气，只是任务的绝密性质，让她连一封信都不能寄。 1973年，王承书终于得到组织批准，可以短暂回京探亲。她特意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却遮不住满头的白发和憔悴的面容。走到家门口时，她的手都在发抖，敲门的声响惊动了屋里的人。儿子已经长成了半大的小伙子，打开门看到门口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愣了好几秒，直到她开口喊出儿子的小名，少年才猛地反应过来，扑通一声红了眼眶，喊出了那句憋了十几年的“妈妈”。 张文裕听到声音从屋里跑出来，看到妻子的瞬间，这个一向沉稳的物理学家，当场就湿了眼眶，半天说不出话，只是紧紧攥着她的手，生怕一松她又会消失。王承书看着比自己苍老更多的丈夫，看着长高的儿子，愧疚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这些年，苦了你们了。”她没说自己在戈壁吃了多少苦，只轻描淡写地说“做了点该做的事”。 那次探亲后，王承书很快又返回了戈壁，继续投身到核事业中，直到多年后任务完成，她才真正回到家人身边，可那时她的身体早已因长期操劳垮了下来。她一生都没向外界透露过自己的功绩，连儿子都是后来才知道，母亲消失的十几年里，是在为国家的原子弹研发默默奉献。 王承书的“消失”，不是逃避家庭，而是选择了国家大义。她用十几年的隐姓埋名，换来了祖国核事业的关键突破，用自己的学识和坚守，诠释了何为“家国情怀”。这种默默奉献、不计名利的精神，早已刻进了一代科研工作者的骨血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