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长沙市委代表蒋新祺去看望华国锋，交谈中，已从不过问政治的华国锋突然说道:“工厂问题比较多啊，特别是下岗职工，他们许多都很困难，有的一家几代在一个厂工作，工厂不行了，他们拿不到工资，生活没着落，很困难呢，这些工厂、职工，从前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要想办法解决下岗职工的困难！” 1998年1月的长沙，时任长沙市委代表的蒋新祺握着热水杯，刚坐下就听对面沙发上的华国锋轻声说：“工厂问题比较多啊，特别是下岗职工……” 这位已退休17年、极少过问政事的老人，突然把话题扯到千里之外的工厂车间，像打开了积灰的抽屉，露出里面压着的一沓“工人家书”。 华国锋的话让蒋新祺想起1976年第一次见他时的场景。 那时华国锋还是国务院总理，在湖南调研时特意去了长沙纺织厂，蹲在织布机旁跟女工聊“三班倒累不累”，临走前把口袋里的水果糖全塞给挡车工的孩子。 华国锋18岁在山西交城打铁铺当学徒，那是的他就有了最初的“工人阶级觉悟”。 1949年进城后，他当过湘阴县委书记，笔记本里记满“工人宿舍漏雨”“食堂饭菜凉”这类小事。 1998年的中国，正经历国企改革“阵痛期”。 蒋新祺翻着当天的《湖南日报》，头版标题触目惊心，《全省国企三年攻坚，百万职工面临转岗》。 他想起上周去株洲冶炼厂调研，老工人王师傅蹲在厂区门口抹眼泪：“我爹在这儿炼锌，我在这儿炼锌，儿子大学毕业还想进厂，可现在……” 华国锋显然也看到了这些报道。 他指着报纸：“一家几代在一个厂工作，工厂不行了，他们拿不到工资，生活没着落，这哪是‘改革成本’？这是咱们欠工人的债！” 会面中，华国锋从抽屉里拿出一摞信件，都是各地工人写给他的。 最上面一封来自沈阳，署名“老张全家”。 “俺们家三代在机床厂，爷爷退休金800块，儿子下岗后蹬三轮，孙子学费都凑不齐。厂长说‘厂子没了，爱莫能助’，可俺们祖辈建的厂房，咋说没就没了？” “这些信我都回。” 蒋新祺想起1997年冬天在长沙锅炉厂见过的场景。 下岗女工李桂英带着两个孩子在厂区捡废铁，最小的孩子才三岁，冻得鼻涕直流，手里还攥着半块发霉的馒头。 “当时我想给她200块钱，她死活不要，说‘不能白要政府的钱，等我找到活儿就还’。” “老百姓要的不是施舍，是‘有尊严地活着’。” 华国锋突然提高声音，“当年工人拿低工资支援国家建设，现在工厂不行了，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包袱’甩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能说不管就不管？” 蒋新祺知道，华国锋从不说空话。 他拿出自己写的调研报告，指着“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不足30%”的数。 “您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技能断层’，老工人只会开老机器，新岗位要电脑操作，他们跟不上。” 华国锋点点头：“我琢磨着，能不能搞‘师徒结对’？让厂里的老师傅带徒弟，政府给补贴；再办些‘夜校’，教电工、焊工这些实用手艺。” 这些想法并非空穴来风。 蒋新祺后来查资料发现，1998年全国两会前，华国锋曾给中央写过一封信，核心就是“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建议“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 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朱镕基批示：“华老的担忧很有道理，要纳入改革配套措施。” “您当时怎么想到写这封信的？” 蒋新祺忍不住问。 华国锋笑了笑，指了指墙上挂的毛主席像：“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工人为国家流了汗，我们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会面结束时，华国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翻到“一五计划”章节。 “你看，156个重点项目，哪一座不是工人用肩膀扛起来的？长春一汽的工人零下30度装发动机，鞍钢的炉前工徒手扒矿石……” 他指着书中一张老照片，1956年，洛阳拖拉机厂的工人敲锣打鼓庆祝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下线。 蒋新祺想起1998年春节，他在长沙街头看到的景象。 下岗工人在广场上支起“修车摊”“裁缝铺”，旁边立着牌子“下岗不失志，从头再来”。 蒋新祺临走时说，“市委正在落实中央政策，建再就业培训中心，给困难职工发生活补助，不会让他们没着落的。” 2008年8月，华国锋在北京逝世。 追悼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工人捧着“东方红”拖拉机模型前来吊唁，泣不成声。 “华主席，现在俺们的厂子又活了，孙子在厂里当工程师，您说的‘有尊严地活着’，俺们做到了……” 2015年，长沙再就业服务中心更名为“华国锋工人帮扶站”。 如今，走进任何一家国企的厂史馆，都能看到“工人光荣”的标语。 而那些曾在下岗潮中挣扎的家庭，大多已走出困境。 他们或许不记得1998年1月那场对话，却永远记得在最难的时候，有一位老人，替他们说出了那句“不能忘记他们”。 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 主要信源：（凤凰卫视——揭密当年华国锋辞职的缘由_卫视频道_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