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义和团”，你的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什么画面？是光着膀子、念着咒语，相信自己“刀枪不入”的农民？是焚烧教堂、拆毁铁道的狂热人群？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标签构成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主流印象——一场愚昧迷信、盲目排外的闹剧。 但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00年的中国，置身于那段窒息的光景中，感受或许会完全不同。 那时的中国，已是一片风雨飘摇。甲午战败的剧痛尚未平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强占港口，划分势力范围，整个国家濒临被“切西瓜一样分掉”的边缘。 而清朝政府，在一次次战败和屈辱的和约后，显得无力而怯懦。真正的危机，不仅是领土的沦丧，更是一种文明信心的崩溃： 西方的枪炮似乎宣告了他们的一切都是先进的、不可战胜的，而我们的所有都是落后的、该被淘汰的。 正是在这样的至暗时刻，在山东、直隶的农村，那些连肚子都难以填饱的普通农民、手工业者、运河上的纤夫，聚集了起来。他们设立了神坛拳厂，练习武艺，并逐渐将矛头指向了那些横行乡里的洋人传教士和教民。这就是义和团的起点。 他们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无疑是愚昧的。但请试着理解： 面对装备着来复枪和野战炮的八国联军，这些底层民众手里只有大刀、长矛，甚至农具。他们没读过书，不懂国际政治，他们的全部世界观都来自乡土民间。在这种情况下，“神功”成了他们所能想象的、唯一能与强大敌人对抗的精神武器。 这声“刀枪不入”的呐喊，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一种走上绝路时，为自己和同伴鼓劲的最后勇气。它不是科学，却是在绝望中生长出的悲壮信念。 历史记住了他们的勇气。1900年6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一支两千多人的联军，沿着铁路从天津向北京进发。他狂妄地认为，这不过是一趟轻松的武装游行，晚上就能在北京用餐。然而，在廊坊，他们遇到了义和团的阻击。 团民们拆毁了铁轨，砍倒了电线杆，然后挥舞着简陋的武器，向拥有先进枪炮的联军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在廊坊车站的战斗中，数千义和团民如潮水般冲向敌人，战鼓声、呐喊声、刀枪撞击声震天动地。这场战斗，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共打死打伤联军近四百人，迫使西摩尔狼狈撤退。 这位傲慢的将军后来心有余悸地承认：“如果义和团所用武器是近代枪炮，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军覆没。”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复杂性。义和团运动有其明显的局限：它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行为中带有浓厚的笼统排外色彩，对洋人、洋教、洋货乃至洋机器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这种“灭洋”是朴素的、感性的，源于最直接的生存被侵害的痛苦，却并非对现代文明理性的辨析。这也导致了运动过程中的一些过激和混乱。最终，在清政府的出卖和八国联军的联合镇压下，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失败了。 然而，评价历史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看待义和团，要避免“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也一起倒掉了”。 我们要扬弃其落后愚昧的“脏水”，但必须珍惜和继承那个“婴儿”——即中国人民在面对空前民族危机时，所迸发出的那种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 这种精神的意义，远超一场具体战斗的胜败。义和团运动让不可一世的列强受到了巨大的震撼。联军统帅瓦德西、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他们意识到，虽然清政府软弱可欺，但中国民间蕴藏着巨大而不屈的反抗力量。 赫德由此预言，瓜分中国是行不通的，外国势力终将被中国人民赶出去。可以说，正是义和团和广大军民用血肉之躯，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 从更长的历史脉络看，义和团是古老中国在跌入谷底时，一次本能而悲壮的“挣扎”。它标志着中国民众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过去，忧患只是士大夫精英的感慨；从此，救亡开始成为全民心底的共鸣。 这场运动也迫使中国的各个阶层进行深刻的反思：旧式的农民反抗救不了中国，于是，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追求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接踵而来。周恩来总理曾评价：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回望义和团，不应只有简单的情结化赞美或脸谱化的嘲讽。他们不是超人，是一群被时代逼到墙角的普通人；他们的方法并不高明，甚至显得可笑。 但在朝廷妥协、精英彷徨的时刻，恰恰是这样一群“不识时务”的普通人，用最原始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了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不可征服的尊严。他们用巨大的牺牲，为这个民族换来了最宝贵的清醒： 要生存，就必须改变；要胜利，就必须找到新的道路。 那份在绝境中挺起脊梁的勇气，才是义和团留给我们民族最真实的、也是最“牛逼”的遗产。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拥有多少辉煌的智慧，更在于它在每一个至暗时刻，总有不甘屈服的普通人，愿意为它的存续押上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