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澳门街第一美人黎婉华，不顾家人反对，嫁给21岁的何鸿燊。 1942年的澳门，海风裹着栀子花香漫过议事亭前地。18岁的黎婉华坐在自家别墅的露台上，指尖划过钢琴键，葡萄牙民谣的旋律混着远处赌场的喧嚣飘散开。阳光落在她卷曲的金发上，像撒了层碎金，路过的黄包车夫都忍不住放慢脚步——这可是“澳门街第一美人”，黎律师家的千金，见过的人都说，她那双蓝眼睛比南湾的海水还清澈。 那天她陪母亲去教堂做礼拜，出门时裙摆被风吹起，露出脚踝上精致的银镯子。刚走到石板路拐角，就撞见个冒失的年轻人，手里的文件散落一地，其中一张轻飘飘落在她的高跟鞋边。 “抱歉！实在抱歉！”年轻人慌忙去捡，抬头时两人撞了个对眼。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西装，领带歪在一边，可眼睛亮得惊人，像藏着星星。黎婉华弯腰捡起文件递给他，指尖不经意碰到他的手，烫得像揣了团火。 “我叫何鸿燊。”年轻人的粤语带着点香港腔，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多谢小姐。” 后来才知道，这何鸿燊是逃难来澳门的，口袋里最值钱的就是那10元港币，住的地方是亲戚家的储物间，白天在码头扛箱子，晚上还去赌场帮人算牌。可他胆子大，会说英语、粤语、葡萄牙语，跟谁都能聊上几句，短短半年就混得脸熟。 黎婉华第二次见他，是在父亲的律师楼。何鸿燊抱着一摞文件来盖章，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却站得笔直，跟父亲讨论合同时条理清晰，连见惯大场面的父亲都忍不住点头：“这后生仔，脑子灵光。” 她躲在门后偷偷看，见他临走时回头朝自己的方向笑了笑，心跳突然漏了一拍。那时候追她的人能从议事亭排到大三巴，有葡萄牙富商的儿子，有澳门总督的副官，个个西装革履，送的花能堆满客厅。可没人像何鸿燊这样，眼睛里带着股“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狠劲，连手心的茧子都透着股生命力。 两人熟悉起来是因为跳舞。澳门的葡式舞会，黎婉华是公认的舞后，偏偏何鸿燊舞技也不差，踩点比乐队还准。他总说：“黎小姐，你跳得像月光下的蝴蝶。”她听了脸红，却故意怼他：“何先生，你踩我三次脚了。” 消息传到黎家，炸开了锅。母亲把她锁在房里：“你疯了？他是什么家世？我们黎家的女儿，要嫁也得嫁个门当户对的！”父亲摔了杯子：“他现在连个正经住处都没有，你跟着他喝海风吗？” 黎婉华趴在窗边，看着楼下何鸿燊的身影。他没走，就站在栀子花丛旁，手里攥着支钢笔，像是在等她。她突然想起他说过的话：“婉华，给我五年，我一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这话说得莽撞，却比那些富商送的钻石还让她心动。 1942年的秋天，她穿着母亲传下来的婚纱，瞒着家人跟何鸿燊去教堂登记。没有盛大的宴席，只有何鸿燊用那10元港币买的两束白玫瑰，插在个玻璃瓶里，摆在租来的小公寓桌上。 “委屈你了。”何鸿燊摸着她的婚纱，声音有点哑。黎婉华摇摇头，踮脚帮他理了理领带：“我相信你。”她见过他在码头扛箱子时，再累也会把衬衫扣子扣得整整齐齐；见过他帮人算牌赢了钱，第一时间就去给她买最爱吃的杏仁饼；见过他对着镜子练习葡萄牙语，说“以后要让你爸妈认可我”。这些细碎的瞬间，比任何家世背景都让她踏实。 婚后的日子确实清苦，何鸿燊跑船去越南做生意，她就自己学着做饭、缝衣服，把租来的小公寓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次何鸿燊回来，见她手上磨出了茧子，红着眼圈说不出话。黎婉华却笑着给他端上热汤：“等你以后发达了，可得请十个佣人伺候我。” 后来的故事，澳门人都知道了。何鸿燊真的用了不到十年就发家，成了“赌王”，给了黎婉华别人羡慕的生活。可老佣人总说，太太最怀念的，还是当年那间小公寓，和先生用10元港币买的白玫瑰——因为那时候的爱，没掺着金银，只有两个人眼里的光，亮得能照见往后的路。 就像那年秋天，教堂的钟声敲响时，黎婉华看着何鸿燊紧张得发抖的手，突然明白，真正的豪门，从来不是家世背景堆出来的，是两个人敢一起从泥泞里往上爬的勇气。而她赌对了，这个口袋里只有10元港币的年轻人，真的用一辈子，给了她一场最盛大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