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毛主席同刘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吧？毛主席同刘主席都是湖南人，毛主席故居韶山冲，刘主席故居炭子冲，相距不过几十公里，我们参观完毛主席故居可以前去礼拜花明楼。纪录片中他们说着同样的湖南湘音，我们这些外地人很难分辨，想起来他们的英容笑貌依旧在眼前，一切是那么地熟悉与亲切。 照片里两个人站得很近，神情随和。 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当着全党宣布刘少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等于把接班人的位子点给了他。 解放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搭档走过不少难关。 分歧最早从土地改革露头。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区开始土改，新中国成立后推进更快，封建土地制度垮掉，许多穷农民分到了地。 接下来怎么走，是任由大家各顾各，还是往互助、合作那条路上引，这一步，两个人算盘不同。 毛主席在农村看到的情况不太踏实。 土改之后，农民各自种地，有人勤快能算账，地越种越多；有人家里出事撑不住，只能把地卖掉，一些地方又出现土地往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势头，新阶级分化、两极分化都在冒头。 他觉得农民的“自发性”顺着利润走，很容易重新滑向资本主义，为了堵这个口，提出要逐步发展农业互助组织和合作社，把土地推向集体化，压住不平等和兼并，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农村扎根。 刘少奇盯着的是另一面。 他不反对土改，也不想给旧制度留门，却对“一股脑把地都收回来”非常警惕。 在他眼里，那种说法其实是要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带着空想味道，既不现实，也危险。 他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先实现国有化，把命脉行业抓在国家手里，搞出强大的工业，再考虑农业集体化；离开这个基础，农村合作化容易空转。 基于这点，他主张对农村个体经济放手发展，对富农也可以暂时保留，不必急着一刀切取缔。 新中国刚立起来那几年，两人心里头件事还算一致：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城市工厂废停多年，乡下田地荒着，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吃饱穿暖。 两人都强调，要把经济拉上来，让群众生活先站稳脚。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开过，公私合营推下去，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争论摆在桌上：国内主要矛盾怎么定。 毛主席看着决议，总觉得不踏实，坚称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认为如果不把阶级问题摆正，经济发展得再快，也可能成“替敌人做嫁衣”。 刘少奇则觉得，新阶段最大的问题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制度确定了，发展跟不上才是硬伤，国家贫穷，很多事情都谈不深。 大跃进一响号，这种差别一下被照亮。 运动初期，刘少奇态度积极，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有的国家人少、劳力少、人才也少，事情推进得难些，中国人多，人才也多，只要鼓足干劲，更早进入共产主义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和美国也说得过去。这番话和“超英赶美”的口号合在一起。 运动在下面铺开后，各地“大放卫星”，亩产数字一串串往上飘，高指标一层压一层，基层顶不住，只好瞎指挥，农时被打乱，工农业比例失调，不少地方出现粮食减产甚至饿死人的情况。 刘少奇下去看，见到的是很难熬的日子，对这场“跃进”的看法难免起了变化。 七千人大会上，这些问题被端上桌。 刘少奇同邓小平作报告，对当时经济上的失误提出不少尖锐批评，那句“本来想着要大跃进，结果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退了一截”，很快传开。毛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寄托很深的期望，在全国性大会上遇到这样的公开评语，心里难免压下一块重石。 一九六四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把两人的分歧推到更明处。 那时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搞争论不休：主要矛盾算不算敌我矛盾，运动到底是着重阶级斗争还是着重整顿作风、反贪反腐，都有不同看法。 围着这些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会上多次争论，从这里往后，那块早就埋下的石头算是彻底露出来了。 再往下，风向急转，那场政治运动铺天盖地压来，刘少奇的命运跌得很快。 纪录片里的湖南湘音听起来仍旧亲切，照片里两个人站得那么近，像在低声寒暄，只是历史已经走向另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