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视察武汉，得知王盛荣只是建筑局里的一个副处长时，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提拔他为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那么这王盛荣是什么人，和毛主席又有什么关系？为何会被毛主席越级提拔？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湖北看工厂，顺口问起老红军的下落。 有人说，王盛荣在汉阳钢厂，当副处长。 屋子里一下安静。毛主席脸色一沉，当场定下调令，把他从厂里提到湖北省冶金厅，任副厅长，待遇按省级算，这才有了后来的那句“越级提拔”。 王盛荣一九零七年生于武昌汉阳门外，家里是渔民，穷得很实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他跟着工友参加“五卅运动”，又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做宣传、跑街头，也挨过棍棒。 从那时起，他被党组织盯上，觉得这个年轻人嘴严、腿勤。 组织把他派回湖北做交通员，黑夜送情报，白天踩路线。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准备在武汉开一场紧急会议，就是后来所说的“八七会议”。 董必武找到他，要在武汉找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会议点，最好在租界里，参会同志的吃住和保卫都交给他。他在汉口一带一遍遍走街串巷，盯门牌，看出入口，最后把会址定在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 会议在那栋楼里开完，外面没起风浪。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要确定旧址，托李维汉去找当年的交通员。他被叫去，在早已翻新的街区里走了一圈，认定现在的鄱阳街一三九号，这才有了今天的“八七会议”会址。 一九三一年，他在苏区担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总队长。 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名单上有十五个人，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还有王盛荣。 一个渔家子弟，就这样走进了中央军事决策层的队伍。 之后跟着中央红军长征，既是军委委员，也是苏区少先队总队长，排队翻雪山、过草地。 一九三二年冬天，苏区要开会，毛主席在赣南作调查，还住在农家。中央催得紧，让王盛荣带一个排去接人。部队刚靠近住地，就听见前方一阵枪响，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已经和当地反动民团交火。他只给战士一句话，人可以牺牲，主席必须救出。 众人顶着子弹冲上去，把毛主席从枪口底下救出。毛主席那会儿身体不好，走不动，他索性背在背上，一步步往安全的方向挪，最后把人送回瑞金，会议照常召开。 外界只知道有人去赣南把主席接回来，很久没人提是谁冒着枪林弹雨去的。 多年后毛主席主动讲到这件事，名字才被对上。二零零六年出版的《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也记下了这段经历。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临时机关迁到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经费极紧。 红军在樟州缴获一批银行巨款，决定抽出一部分送到上海。前两次各派人带两万美元，人和钱一起消失。对当时许多人来说，两万美元是难以想象的数字。 第三次行动，组织选择更加谨慎。这一次钱更多，是三点五万美元。 邓颖超亲手把装钱的箱子交给王盛荣，一再叮嘱，要完整送到上海，交给陈云或杨尚昆。 他带着几个人，从江西经广东到香港，沿途多次遇到盘查，箱子始终不离手。后来从香港坐船进上海，当面打开箱子，分文不少，中共中央上海局接过这笔钱，城市斗争有了底气。 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减员惨重。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湖南通道县城开紧急会议，讨论队伍是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改向贵州。 会议决定向西转，这一步被后人称作“通道转兵”，红军转入贵州，才有了到遵义开会的条件。 毛主席要求与会者严守纪律，这次会议不对外宣扬。王盛荣记住这点，一辈子不在家里提“通道会议”。 二零一六年，他的几个子女重走长征路，到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和原馆长费侃如翻开杨至成的自传，指着上面的名字，说他父亲当年在通道县城那场会议上也在座。子女这才知道，父亲还有这一层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岗位上。 一九四五年出席党的七大，后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投身工业建设。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受冲击，先后坐牢十多年。一九七九年，相关结论全部推翻，他终于彻底平反。 这些跌宕，他很少当成话题。 子女问他，当年做了那么多事，挨了那么多罪，心里不委屈吗。 他只说，当年参加革命，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人，当什么官，牺牲那么多战友，死了那么多人，自己能替他们活着，已经很荣幸，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大女儿王莉莉在江汉大学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想帮他写一本回忆录，他摆摆手，说不要写，有什么好写的。 自己一个不识字的工人，能走到那一步，早就够感谢组织。 家里的光景也很说明问题。妻子后来当上外贸局局长，上下班习惯步行，从不坐车。几个孩子从小穿“接力衣”，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旧了再给老三，一件衣服能在兄弟姐妹之间转好几年。 一九七九年平反以后，他在武昌安静过日子，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去世，享年九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