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4岁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生王万青，被分配到了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叫玛曲的小县城。 在那间简陋的土坯房里，手电筒的光柱充当了唯一的“无影灯”两张办公桌拼凑成了生死较量的手术台，王万青额头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掉，而在他手下的，是一个叫南美的10岁藏族男孩。 这个孩子的肚子被锋利的牛角顶破，肠子裸露在外，命悬一线，这里不是设备精良的上海三甲医院，而是距离最近的城镇都要翻越七条大河、跨过百公里路途的阿万仓，如果不赌这一把，孩子只有死路一条。 整整两个小时，这个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的上海大学生，在没有专业助手、仅靠基本止血钳和听诊器的情况下，硬生生把孩子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这台手术，不仅缝合了男孩的伤口，也缝合了这片草原对他这个外来者的巨大裂痕。 在此之前，他是那个只会用听诊器听心跳的斯文书生，牧民们根本不信这个连重话都不敢说的“细皮嫩肉”能治病，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相信生死有命，或者求助于老天爷，但南美10天后的康复，让整个草原沸腾了，人们第一次意识到。 眼前这个上海来的“娃娃医生”是真能救命的菩萨，要在这种相当于四分之一个上海大、人口却极度稀疏的“无人区”扎根，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初到阿万仓时，现实的荒谬感扑面而来：王万青守着两个土坯房，拿着听诊器和血压计，却面临着极为尴尬的职业错位。 医学院教的是精细分科，他是专科医生，可在这草原上，也许半年都碰不到一个对他路子的病人，要想活下去、留下来，他必须逼着自己把那些已经生疏甚至从未涉猎的领域全部“吃”进去。 不管是俄文版的基础医学书，还是传统的赤脚医生手册，甚至是藏医的草药、西医的外科，只要能治病，拿来就用，这种野蛮生长背后的艰辛，是同来的百名知青难以忍受的，上世纪70年代的玛曲，风景美得像画，日子苦得像渣。 生活极度枯燥，大雪封山时，一个人在帐篷里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回音，同批来的大城市青年，有的装病想办法回了老家，有的考研走了，有的动用关系调离了，大家都在想尽办法逃离这片苦海。 当地老领导曾无奈地感叹：“内地来的孩子，别说做贡献，只要能在这儿不走，那就是了不起”可王万青不仅留下了，还干出了一番常人无法想象的事业，如果说手术刀是他打开草原大门的钥匙，那么藏族姑娘凯嫪就是把他永远拴在这片土地上的锚。 凯嫪最初是他培训的那只有5个人的赤脚医生班的一员，这个聪明能干的姑娘不仅学得快，还成了王万青的“嘴巴”和“耳朵”牧民看病只会说土话，全靠凯嫪在中间翻译病情，日子久了，情感在默契的配合中发酵。 当凯嫪大胆地冲进宿舍问出那句“我要嫁给你，你答应吗”时，王万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挣扎，答应意味着这辈子基本告别了繁华的上海；拒绝，他知道自己会后悔一生，他向姑娘要了三天时间考虑。 这三天，他在土坯房里反复踱步，想这草原的雪，想上海的霓虹，更想那双真挚的眼睛，最终，远在上海的父母那句“娶了人家，就要负责到底”让他彻底安了心，这一点头，就是一辈子。 夫妻俩婚后生养了四个儿女，不但骑着马并肩走遍了草原的每一个帐篷，更是在没有先进仪器辅助的情况下，把一个个生命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相比于昔日的同窗在上海、北京的大医院成了知名主任，或者出国留洋风光无限，王万青的“成就”显得那样土气却又沉重。 他的手术台常常是在肮脏的牛粪堆上，为了给大出血休克的产妇做胎盘剥离，他的“急救室”是在夏季牧场的窝子里，抢救心衰的新生儿，为了搞清楚全乡人的健康状况，他硬是花了几十年时间，给阿万仓的牧民建立起了翔实的门诊病历和健康档案。 在那个只有两人的医疗点里，虽然门外唯一的电线杆上常年拴满了病人的马匹，院子里不得不搭起帐篷做临时病房，但他从这些最纯粹的“被需要”中，找到了比名利更实在的价值，如今，早已年过七旬的王万青依然生活在玛曲县医院的宿舍区。 儿女们也大多留在了这片土地继续从事卫生事业，他在阿万仓这二十多年，累计接诊了七万多人次，从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人，变成了牧民口中最好的医生。 回首往事，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选择，最终汇聚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富足：他没有在名利场中蹉跎，而是被这片草原真心实意地拥抱过。 信息来源：2021-08-24新华社——青丝变白终不悔！“上海小伙”藏乡高原行医52年 2021-08-18新华社——“如有来生，我还会奔赴高原”
